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有两个声音，与同一所学校有关。

　　宣布庆典开始的林伯渠，是这所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庆典的广播传遍全国，播音员之一则是它的学生丁一岚，她描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这所学校是长征胜利的成果之一。它的6位发起人，这一天全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6人中有5人走完了长征。

　　它叫陕北公学，长征结束的第二年在延安成立。招生不看门第，不问出身，只问是否一心救国。在黄土高原临时凑起来的课堂里，学生席地而坐，书本摊在膝头。多数人读几个月就毕业，毕业即上前线。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8.6万名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涉过24条大河。走到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是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抗战年间，中国很多大学都在经历漫长的迁徙。1939年，西南联大在昆明，中央大学在重庆，武汉大学在乐山。

　　这一年，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学校往抗日的前线走，1700名师生离开延安，过黄河，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把课堂办到人民中间。

　　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了校长任命。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称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

　　此后数十年，这条学脉一直延伸至今。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直面时代提出的新考题，强化新文科、新理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五新”融合，打造文理工交叉的人大特色“学科战舰”。

　　长征早已胜利会师，但它淬炼出的信念与行事方式，在这所大学找到了新的载体。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人大考察时提到，“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实事求是”从长征的队伍里来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来往的师生总会从一块三角形的石头旁经过。石头上刻着4个字：实事求是。

　　这是一块汉白玉校训石，来自华北大学办学地河北曲阳。玉石未经雕砌，保留着出土时的质朴颜色，植入校园的土地。

　　始终坚持这4个字的人，在校园里不难找到。新闻史学家方汉奇100岁了，仍告诫后辈做研究“切忌当墙头芦苇，跟风、看形势、摸气候”；经济学家卫兴华生前把“实事求是”化成了自己的治学原则。

　　毕业生带着这4个字出校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之一胡福明是人大校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展开。1992年，又一位校友陈锡添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校训石立在1992年。那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全体会议通过，“实事求是”正式定为校训。往前追溯，北方大学时期的校风就是这4个字。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把“朴实”解释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特聘研究员周石认为，学校“实事求是”的传统，是从长征队伍里带出来的。

　　那支队伍里有一个士兵模样的人，名叫成仿吾。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他穿着破旧的棉军衣，斜挎干粮袋，拄着一根手杖。少有人知道，他是教授，还是一个文学家。

　　他的前半生都在找路：青少年时代，他以为造枪造炮能救中国，去日本学造兵器；后来他拿起了笔，同郭沫若、郁达夫等发起创造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辗转到欧洲，在巴黎加入共产党；后来移居柏林，跟随德共理论家冬克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

　　长征结束后，作家丁玲在陕西西北部的定边县一个村子见到成仿吾，说他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通晓日、德、英、法、俄五国语言的人，看起来“土里土气、老实巴交”，是个普通人。但很快，她反应过来：“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为抗日救国，中共中央决定再办一所学校，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筹办——6个人里，5个走完长征。成仿吾任校长。

　　这所学校叫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起点。尽管如今的校名要到1949年才定下，学校纪年，仍追溯到1937年。

　　学校原本设了5个系，开学在即，前线等不及，5个系不办了，改短训班，学制从6个月压到两个月。

　　开学前一周，毛泽东为这所学校题词，说它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陕北公学高级班开过一门课，是《资本论》第一卷解说，教材是成仿吾的。长征出发时，他除了简单的日用衣物外，还带了些马列经典书籍。但日夜行军，实在艰苦，书籍只能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下一本《资本论》。毛泽东在撰写《矛盾论》《实践论》时，还专门向成仿吾借阅过此书。

　　如今，这本走过万里长征、写满毛泽东批注的《资本论》就珍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里。

　　陕北公学的不少干部教员也走过长征。教务处长邵式平，是中央纵队的参谋长；讲“游击战争”的周纯全，从四方面军来，打了10年游击战；总务处长袁福清，是长征队伍里“马背银行”的大队长——诞生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家底，用一百多副担子挑着走。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吴亮平是教员，讲“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中国革命问题”，把行军中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观察带进理论课堂。

　　在陕北公学当年的毕业证书上，印有毛泽东对学员的寄语：“不仅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从学校出发，到前线去

　　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创作了一部校史剧《陕北公学》，面向全校招募演员。此后每年9月，该剧都会为入学的新生展演，成为一堂特殊的“开学必修课”。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年的第11轮演出是在延安大剧院。

　　23岁的人大学生张啸文饰演81岁的成仿吾。这个角色他演了4年。最后一幕剧，他的角色有一句台词：“我的孩子们，我好想念你们。”

　　之前，他靠演技，掐住节奏，让眼泪刚好洒在“音乐的点上”。在延安的这一次却不一样。站在台上，望着那些扮演1937年陕北公学学员的年轻演员，他想起这6年剧组来来去去的成员，想起那些没等到新中国的陕北公学学员，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来，哭得肩膀抖动。

　　陕北公学的历史，张啸文背得烂熟于心。他说：“这是我们的来路，我们必须要知道从哪里来。”

　　学校设在延安城飞机场旁的黄土坡上。没有校舍，师生在清凉山到黑龙沟之间打了近400孔窑洞当宿舍，窑洞外的空地是广场，也是课堂；没有口粮，栒邑分校拉到70里外的何家山，开出2100多亩荒地，边劳动，边学习，边做群众工作。

　　投奔陕北公学的年轻人，有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没正规学历的也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新中华报》上那条消息得知这所学校的——1937年9月14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在全国发布，对学员的要求包括“愿为抗战服务者”“无论男女，凡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者均合格”“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者”。

　　“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皆可报考。”陕北公学党团书记、分校校长李维汉后来解释，学校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

　　入学的青年大都是先到西安，位于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一批一批地介绍到延安来。“一时西安至延安六百多里的大路上，穿着各式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青年，络绎不绝。”

　　招生启事把话说得很清楚：“前方战争正在进行，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均需人才。”学习两个月后，即上前线参加抗战。

　　学校生活是军事化的。学员按“班-分队-学员队-区队”的军事编制管理，10人一间住窑洞。党史学者胡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被子一律被里向外，“十床被形成一条线”；洗脸手巾“挂成齐齐的一条线”，书和本子“摆得十分整齐”。

　　钱文极曾是陕北公学第11队学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意来到延安。他记得，当时没有桌子和椅子，他用膝盖当桌子，记下完整、清楚的笔记，一页页订起来，就是一本手写的课本，他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因为涉及国防机密，直到2022年，钱文极的身份才首次向社会公开——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16年。

　　这些场景，几十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舞台上重演。剧中的一个情节是，3位老师初到陕北公学，成仿吾向同学介绍艾思奇时，一位学员激动地站起来说：“艾老师，您的《大众哲学》我已经读了不下5遍了！”

　　去年在学校，话剧演到这里，台下观众心领神会地笑——原因可能是，2025级新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都附带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台上台下，隔着近一个世纪，却拥有一种默契。

　　舞台上，扮演学员杨白冰的演员冲着同学叹气，“我学也学不懂，拉练也跟不上”，看剧的同学“感同身受”——他们的大学生活也是刚刚开始。

　　成仿吾晚年回忆陕北公学时写道：“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一个月后，第一批毕业生，约200人，就到华北各个战场上去。不到两年，这所学校向抗战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这个数字与主力红军抵达陕北的红军人数相当。

　　剧组打磨剧本时，学生演员发现，陕北公学学员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很多人奔赴前线后就再无音信。

　　孔迈是从南洋回来投奔陕北公学的华侨青年。途经香港，他在自己一张7岁的照片背面写下“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托人捎给仍在印尼的母亲。此后一别，直到母亲去世，母子未能重聚。

　　于是，舞台上有了这样一幕，陕北公学学员轮流报告各自去向：张露萍，陕公毕业后潜入国民党军统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在息烽集中营就义，时年24岁；杨展，陕公毕业后随华北联大挺进敌后，1941年在反“扫荡”中牺牲于河北平山滚龙沟，时年21岁；毛培春，陕公毕业后潜入军统，1948年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在陕西白水县，时年31岁……

　　每次演到这里，安静的剧场都有抽泣声。台上排练过无数次的演员脸上也挂着泪珠。

　　80多年前，在陕北公学，有学员问讲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二万五千里长征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

　　张闻天答，长征所凭的，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宁肯义死，决不变节”

　　1939年春，日军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陕北。

　　那时，中国的大学正在往西南迁徙，以保存一个国家的文脉。边区几所学校则要反着走，向前方挺进，到敌后去办学，救国家于危亡。

　　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挂出一块新牌子：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华北联大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队伍合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成仿吾任副司令员。

　　长征时，成仿吾被编进休养连，组织对他的要求仅仅是“不掉队”。这一回，他则是带队的人——1700多个学生，大多20岁上下，没走过远路。他要带着这群“孩子”，从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过去，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

　　出发前，毛泽东来送行，送了3件“礼物”，那是3个重要的思想：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

　　队伍要东渡黄河，越吕梁山，翻云中山，抵近同蒲路封锁线。铁路两侧是敌占区，据点林立。队伍分3个梯队通过，华北联大在第三梯队。过路之前，各团宣誓：如遇非常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

　　师生们趁夜接近铁轨。不知是谁传出一声“枪上肩”，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的木棍提起来扛在肩上。

　　华北联大教员卢肃回忆，在过同蒲路时，行军序列的后卫连遭袭被打散。他和一位同学在山涧田野躲开了敌人的搜捕，5天粒米未进，最后得到群众掩护，沿村转移到晋察冀二分区。

　　“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成仿吾后来回忆。

　　行军办法全是从长征学来的。“每人两双草鞋，粮食装进裤筒扎成口袋扛在肩，两个男生架着一个女生练跑步。三个月，三千里。”成仿吾的女儿成其谦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那段“血染的校史”时说。

　　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华北联大在阜平一带的村庄里办学。1941年八九月间，日军集中7万兵力扫荡晋察冀腹地，华北联大化整为零，师生分散隐蔽进小山村，敌人迫近就躲入山洞。

　　6年里，华北联大转移驻地23次，平均每3个月就要搬迁一次。学员方亭回忆，1943年秋季反“扫荡”，他们每人背着半袋炒米面和四两食盐，住在阴冷的山洞里，渴了就喝山泉水，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学员宋涛记得1939年那个冬天，他穿着草鞋和单薄衣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成仿吾骑着马挨村去看望师生。有的点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走到，给大家发银圆，付老乡生活费。有学生见到他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顷刻间像看见亲人一样痛哭起来”。成仿吾告诉大家，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队伍中还有一个剧团，一路走一路演，“流动到群众中去”。到了敌后，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艺来的一部分学员并成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第一任团长叫黄天，是陕北公学第六队学生。到达陕北前，他从复旦大学毕业。1945年秋天，他在冀东被日伪军包围，掩护大部队撤退后，从容饮弹，宁死不俘。

　　在敌后，华北联大师生参加游击队、武工队深入日军据点，“牺牲人数已无法统计”。

　　1946年8月，解放战争的烽火逼近张家口，复校不久的华北联大再次转移。师生们先撤到晋北广灵县的农村，帮老乡搞了一个多月的土地改革；又继续向冀中平原行进，途经灵丘、阜平、唐县、安国、深泽，于11月到达束鹿县（今河北辛集市），全程约800里。

　　成仿吾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段行军称为“小长征”。他说，这对一群从平津跑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个艰苦的行程”，却也是“深深印在联大师生脑海中”的一段血火校史。

　　火种不散，就能会师

　　1948年，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在河北正定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1号院，3000名青年学生按系级排队走进操场。延续战争年代华北大学的传统，他们穿灰色制服，戴帽子，背着马扎。

　　半年前，吴玉章被任命为校长。开学典礼那天，朱德、刘少奇都到场了。刘少奇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

　　学校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系所照新中国的缺口开：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法律、教育、外交——它要负责回应人民和这个国家当下的难题。

　　人大法律系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20世纪80年代，全中国近30个哲学系里，有26个系主任是人大哲学系的毕业生。

　　许多课程的第一本教材是在人民大学编著、编译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第一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都出自这所学校。据统计，人大建校5周年时，学校编译印刷的教材和教学资料已有765万册。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办起全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印教科书、讲义和教学参考书。

　　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的文科培养教师。高等教育部1954年给这所学校的任务里，有一条是“培养高等学校师资”“改造和提高现有的财经、政法师资”“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及研究生”。

　　学校开办7年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出2500多名研究生。开班4年后，1158名研究生毕业，其中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任主讲教师和教研室正副主任。到1956年，全国几乎每所高校，都有这里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

　　到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已培养本科毕业生10914人，研究生5113人，函授学员1900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工作被迫停止。

　　但成仿吾从长征带来的火种没有熄灭。1972年，他到南昌、瑞金、赣州、井冈山、延安等地走了一遍，第二年春天动笔写《长征回忆录》，资料书籍早被抄走，连稿纸都没有，他写一页，夫人抄一页，抄完赶紧藏起来。如今这份手稿，被女儿成其谦保存着。

　　1974年，当年背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走过长征的他，致信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指出各种译本的问题，希望能够重新校译。经毛泽东批示，成仿吾调京，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校工作。这是他第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

　　1978年，“实事求是”回到党的思想路线，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那时，人大的校舍被占着，教师散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江西干校等，图书仪器不知落在谁家库房。

　　3月26日，成仿吾、郭影秋《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点意见》送到教育部，4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个系师生按建制迁回人大——教学区还被占用，就在宿舍区搭起3间木板房作为临时的教室。“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成为当时校园里最流行的口号。

　　7月26日，停办8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复校会师大会。成仿吾在会上说：“复校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要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步伐，大干快干！”

　　81岁的成仿吾和病得拄双拐的郭影秋，在废墟上重新集合队伍。

　　郭影秋在复校会师大会上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大约还有7亿秒，要“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养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一年、三年、八年、十二年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的大学，或用地名命名，或用学科、人物命名。只有这一所，以“人民”命名。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名，也和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一样，以“人民”为名。

　　这所学校的根，早在延安就埋下了。1938年，毛泽东题写《援助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陕北公学办学期间，不断收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捐款，少则一角、两角，多则十元、五十元。远在爪哇、菲律宾的华侨，也汇来款项。

　　刘少奇在后来开学典礼上说：“当人民困难的时候，你们吃着人民的小米学习，如果毕业后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很好地学习和工作。”

　　“人民大学”成了这所学校和学生恒久的考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建校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在72小时内收到1200余份报名参军申请，常常是“整个团支部、整个系班报名参军”。前一年，1949年，300名学生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军参与新区接管与基层政权建设。

　　70多年过去，考题没变，答卷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答案其实也没变。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说，学校一路走来，“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始终不变，“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始终不变，向着东方、朝着太阳的奋进前行始终不变，勇走新路、争当先锋的卓越追求始终不变。

　　如今每年，人大都有一批毕业生“南下西进”。2019级毕业生向全校倡议：“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2023年夏天起，学校开办“大国边疆”育人工程，组织学生沿祖国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走遍9个边疆省区。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的邵维亚，在这趟旅途中坚定了参军的信念。他成了一支以长征战役命名的连队“强渡乌江模范连”中的一员。

　　这所学校给学生最高的荣誉，叫吴玉章奖学金，1983年设立。每年10个名额，颁给最能体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毕业生。

　　2024年毕业季，吴玉章老校长的孙女吴本立，带当年获奖学生代表去田间。吴本立曾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她教年轻人种菌草：“育苗也像做人一样，一定要摆正。”选苗、挖坑、下草、埋土、浇水，同学们一上手就发现这活儿不轻松：铁锹不听话，埋土深度总有偏差，刚松手草苗就东倒西歪。

　　在2026年获吴玉章奖学金的学生里，社会学院本科生陈航焜，循着“坚持人民立场、扎根中国大地”的初心行走四方，穿行乡野阡陌，撰写的咨政报告被有关部门采纳；经济学院硕士生马鸿泽在闽东小镇的实岗一线，“读懂了‘政策平衡’在基层的真实重量”。

　　往前数几年，2018年12月，“改革先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胡福明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他谈自己的责任就是坚持真理，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2026年9月，人大本硕博新生第一次在通州校区开学。校长马怀德对新生说，要修好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相处这几门功课，在读懂人民大学的光荣历史中，永葆不负人民的情怀、体悟实事求是的真谛、铭记艰苦奋斗的本色、激扬勇当先锋的锐气。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大附中、人大附小的学生，和会宁县的学生，在红军会宁会师的旧址同上了一堂“大思政课”。

　　成仿吾的女儿，81岁的成其谦也来了。她说，父亲晚年每次听到《长征组歌》里的“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都会红了眼眶。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成其谦把父亲当年写在自己第五次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扉页上的那句嘱托，转赠给在场的学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为实现新的长征奋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22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