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于都河上没有灯，8.6万余人踏着临时架起的浮桥默默出发，脚步声被水声盖住。30万江西于都百姓封锁消息、迷惑敌人，替红军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这是后来被称为“长征”的那次远征的起点。

　　关于这次远征，我们有过很多结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战略转移、北上抗日、转危为安……当历史被一遍遍确认，我们仍有必要把目光收缩，投向队伍中间，看清完成这场远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长征出发时，红军作战部队官兵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师团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也不足25岁，队伍中不乏十几岁、稚气未脱的“红小鬼”。1936年《共产国际》刊文介绍红二十五军，说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的战斗员”。

　　长征之所以震撼世界，不仅在于它有多苦，更在于苦到那个地步，仍然有人不肯放弃。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

　　一群尚未长成的青年和少年，凭什么扛住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严酷的一次远征？

　　90年后的今天，这个追问并没有过时。长征留下的，不仅是一份被仰望的烈士名单，还有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一个人在最纯真的年纪，把命交给了自己认定值得的事。

　　（一）

　　光有青春和热血，走不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另一个本质，是信仰的淬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当时年轻的红军战士被问到为什么参军时，常见“我们没吃没穿”的回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上过学，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出发时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多年以后，邓小平的女儿问他长征时都干些什么工作，这位老人只回答了3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道尽了这次远征最初的状态：不是胸有成竹的进军，而是在迷雾中迈出第一步。

　　这恰恰是长征与当下青年的连接点。社会学家把青年从18岁到30岁前后的时间定义为“成年初显期”，又形象地称之为“奥德赛时期”——学业、职业、情感、身份认同都悬而未决，人像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在海上漂泊、试错。这一比喻捕捉到青年期的探索性，也揭示了其不稳定、未完成的一面。

　　如果说奥德赛是回归性的叙事，那么长征青年的远行则是开创性的叙事。奥德修斯的漂泊以故乡为终点，是回到已知的、旧的地方；长征时期的年轻人却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把个人命运接入一项大于自身的事业。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陕北采访一名年仅15岁的小红军，问他走完长征苦不苦，少年回答：“不苦，不苦。如果你的战友和你在一起，任何行军都不苦。我们革命青年不能考虑一件事是苦是难，只能考虑眼前的任务。如果是走一万里，我们走，如果是走两万里，我们还走！”

　　热血的回答，藏着这次青春远征最终胜利的秘密。长征精神的内核不是吃苦本身，而是“知道为什么吃苦”。苦是过程，不是目的；有信仰才能把吃苦转化为意义，与他人的命运发生真实的连接，把自己放进一项值得投入的共同事业。

　　他们不是长成之后才去远征，而是在远征中磨砺和成长。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办学校、识字班；长征途中连校舍都没有，他们就“天当屋，地作纸，坐石上，学道理”，把学文化与学革命道理、斗争实践拧在一起。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人所面临的“奥德赛时期”，是“可能性”带来的“眩晕”——人生有很多选项，但难以选定。而长征时期的年轻人面对的处境恰恰相反：可能性被压缩到极窄的一条缝里，前面是封锁线，后面是追兵，只有找到敌人的薄弱点，才能求得一线生机。

　　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写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句哲学概括的经验原型，正写在长征路上那些用石块划出的字迹里。

　　长征是一种出发的哲学。参加长征的年轻人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情况下，因心中的信仰而看见胜利、看见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而正是在这一步之后，他们才渐渐明白自己是谁、要成为谁。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有这番论述：“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这段话揭示革命具有双重效应——它既改造客观世界，也生产能够建设新世界的“新人”，实现精神的锻造。长征正是这一原理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一次展开。

　　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精神的锻造，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历经挫折、涅槃重生。

　　经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当地流传一句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湘江的鲜血，把此前被压下去的问题顶到台面上：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

　　于是有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支队伍终于抓住了主要矛盾：不是敌人太强，不是地形太险，而是路线错了、领导错了。抓住主要矛盾，其余问题便迎刃而解。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衡量一个政治组织是否成熟，不看有没有犯过错误，而是看有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与机制。遵义会议之前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源于把中国革命的正确与否交由远方的教条来裁断；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头脑判断。

　　长征的精神锻造，同时意味着去掉侥幸，去掉个人意气，也去掉那些在重压之下动摇的人。长征考验的，是能不能在路线分歧、生死危局面前保持团结统一；不仅是个人有没有勇气，更是队伍有没有纪律、组织有没有定力。分裂与重新聚合的代价极其沉重，却也使“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成为这支队伍不言自明的铁律。

　　经历长征，留下的东西里最硬的一件，是人民的拥护。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老人后来那句朴素的话，直白却打动人心：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长征之所以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根本就在于它用行动回答了“为谁而战”这个根本问题。

　　长征的精神锻造，产品不是钢铁，是人。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这群从血与雪里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了一个新国家的骨骼。

　　长征把一群散落的、带着各自乡土口音的青年，炼成了一个有共同信念、能自我纠错、知道为谁而战的集体。这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组织能力，也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最需要的东西。

　　恩格斯曾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长征锻造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党，和这样一支军队。

　　（三）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而让长征真正超越1934年至1936年这个时间区间的，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姿态。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面还有一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长征从一段“过去的历史”，被转换成了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方法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一个阶段的胜利，只是下一个阶段的前提，而不是终点。长征不再专指那两万五千里，而被用来形容一切“难而正确”的事业。

　　这个转换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追溯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始终是“万里长征”的生力军、突击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中央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1979年3月，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号召全国青年在本职工作、勤奋学习、绿化祖国、讲究卫生、遵纪守法5个方面争当模范。

　　自1984年起，团中央发起“为重点建设献青春、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仅在当年，全国就有100多万名青年、7000多支青年突击队参加活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青团员；哪里需要，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这里蕴含着“新长征”的创造性转化。它把一个军事名词，翻译成了一套社会伦理。它不再要求人去爬雪山、过草地，而是要求人在自己的工位上、在自己的行业里，把一件难事做成。由此，长征精神进了车间、矿井、工地、田间……

　　同一时期的青年精神坐标是成组的。清华大学“化72班”喊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得出同一个结论：只有把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这与长征路上那句“你的战友和你在一起，任何行军都不苦”，隔了半个世纪遥相呼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今天，这条路的名字叫“中国式现代化”。它的5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像长征一样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捷径可走。

　　长征面对的是有形的封锁线，是看得见的追兵，新时代长征的“雪山草地”则换了样子。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乡村振兴的改革“深水区”，共同富裕的分配难题，绿色转型的阵痛。它们都不可能靠一次冲锋解决，需要的是长期主义，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清醒。

　　长征留给今人的，恰恰是应对这些难题的能力：在不确定中保持方向的能力；在失败后自我纠错的能力；在长期艰苦中保持乐观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共同基础，是理想信念——正如张闻天1938年在陕北公学所答：“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今天的年轻人，未必会把自己正在做的事都称作“走长征”。但看那些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航天团队、芯片设计团队，那些在世界技能大赛为国争光的高水平技能人才，那些返乡创业的青年，那些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所做的，正是同一件事：走一条难而正确的路，并且相信路是走出来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

　　90年前，在于都河畔的沉沉夜色里，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前途未卜的迷雾中踏上远征。他们不曾预知终点，却以信念为罗盘，在浴血跋涉中磨砺成长，走出了一条义无反顾的道路。这场青春远征留给后人的启示，不止于翻越雪山草地的壮举，更是直面险阻的信念、自我修正的勇气、结伴前行的力量。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年接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要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让我们传承好伟大长征精神，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奋力续写时代新篇章、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辉煌！

　　本报评论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22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