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陕西实验话剧院联合创作的红色校史话剧《从延安走来》剧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毛泽东同志为《通信战士》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1934年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于都河畔出发，历时一年，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支队伍里有一群通信战士，背着电台紧随作战部队行军。黑板挂在前面人的背包上，后面的人边走边学。防空号响起，敌机俯冲下来，教员用英语考问，学员用英语回答。

　　那时红军已经知道，没有无线电，就打不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这支队伍到了陕北，那些背电台的人，后来办学校、建通信材料厂、架线路……电波一直传了下去。

　　那段战火淬炼出的电波，穿越九十余载岁月，至今仍在回响。

　　以“半部电台”起家的“三无学校”

　　“同学们，你们猜猜，我们的老校长王诤，在长征路上随身携带了一本什么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馆馆长秦明给学生们讲校史时，总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答案是数学书。秦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个答案总能让学生们会心一笑：“高等数学折磨西电人，是从我们的老校长开始的。”

　　秦明所说的“老校长”王诤，是1931年2月开班的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负责人。而这个训练班，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

　　这所学校以“半部电台”起家的历史，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1930年12月30日，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发报的部分损毁了，只留下收报机，被称为“半部电台”。红军第一次有了“耳朵”，还没有“嘴巴”。

　　红军没有把这“半部电台”仅仅当作一件战利品，而是决定办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通信技术人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技术非常敏锐，他们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没有无线电进行大规模运动作战是不可能的。”王诤之子王建新说。

　　当时办培训班，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针对战争需要设速成班，教员互相听课、开师生联系会提意见，讲完课就到部队电台实操，红军第一代无线电报务员温铮之女温建新提到，“这些战时办学的方法，后来各个根据地的通信学校都沿用了”。

　　1933年3月，随着司号、旗语等专业的增设，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简称红军通校。

　　1934年8月，中央苏区形势危急，学校奉命缩小规模，除无线电科外各科学员提前毕业，只保留无线电科随军转移。深秋的于都河畔，这支有教员、有学员、有教学任务的特殊分队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如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馆的玻璃展柜里，一份《英文课本》的残页记录了90多年的时光——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本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时期的教材。内页的中英文对照字迹工整，封底页上勉强能辨出“一九三二年六月”“于福建”等字样。

　　这是红一方面军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刘恋的遗物。据其后人刘江回忆，1934年长征突围，刘恋在九路突围中被俘，为躲搜查，他亲手撕掉课本封面，混在俘虏里装成挑夫才脱身。后来，刘恋辗转至皖南新四军军部，无论行军多急、处境多险，这本英文课本，始终缝在他的贴身衣物里。

　　红军通校教务主任沈毅力的后人沈晓渝辨认过课本里的字迹。纸页上“copy”“I send this message”等电台专用词句，与父亲沈毅力“想一点、写一点、教一点”油印出来的讲义如出一辙。

　　“过雪山时极度难行，寒冻、大风雪、空气稀薄、疾病和饥饿，有不少人情绪低落。这时，我父亲就教大家心里默唱红军通校校歌，同时默记英文单词，一直默念着，既支撑着过了雪山，又复习了功课。”谈起父亲沈毅力在红军通校的教学往事时，沈晓渝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

　　1934年3月，袁以辉和李贻玉、黄奕棋、叶德胜等人进入红军通校无线电训练班第九期学习。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战场上是英雄，课堂里是好汉。”课程表被英文、电学、无线电机械常识、收发报、通报排得满满当当。这样的场景，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里记了下来。

　　从江西到陕北，1934年到1935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通校师生在行军作战的间隙，从未停止过教学。正如沈毅力后来回忆的：“一面行军，一面上课……到达宿营地再把路上耽误的课补上，有时要上一两个小时的课。”

　　作为《长征路上办学》的作者，秦明提到，长征初期的学习相对比较频繁。从瑞金出发到贵州，晚上宿营时学，中间休息时也在学，进入贵州后转为到电台去实践。等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进入相对稳定期，才有了第二次相对成系统的学习。“爬雪山、过草地时也有学习，一期学不会，下一期接着学，直到学会为止。”秦明说。他把红军通校办学的核心特点概括为“三无学校”——无教室、无教材、无文具。

　　学校当时的政委曾三也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红军的创举！”周恩来看到这个场景后，说：“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

　　他们不只属于西电，更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工业体系

　　沈晓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父亲晚年回忆往事时，很少提个人吃的苦，说得最多的，是当年如何在敌人的封锁中，把一批又一批工农学员带出来，让他们掌握电台技术，保障红军的指挥联络畅通。

　　“在长征路上不停地教学，有时候，刚教会的学员牺牲了，就继续培养，继续训练新的人才。”他感慨道。

　　后来，红军通校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红军通校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组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1937年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又留下了“延安通校”这个名字。1948年在河北获鹿发展为华北军区电讯专科学校，1949年在张家口扩建为军委工程学校，1958年迁址陕西西安，1960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并改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定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沈毅力在1986年的口述中总结：红军通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无线电技术人才，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秦明报出了一串90多年前的数字：长征刚出发时，中央红军携带了14部电台，到三大主力会师时总共有29部电台。

　　从14部到29部，数字的波动里藏着湘江的浪、雪山的雪，也藏着通信兵在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的执念。这簇电波并未在新中国成立后消散，而是向着新中国电子工业与邮电教育体系的各个关键节点传递，完成了从“战场报务员”到“国家建设者”的身份转场。

　　王诤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1947年冬，他在河北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未来的战争是电子战争，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子工业体系。”1956年，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半导体实验室在北京成立。

　　与他一同组建红军第一部电台的刘寅，后来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是我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红军通校学员钟夫翔，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副部长、部长，主持筹建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

　　草地里毕业的红军通信兵秦华礼，调任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后，在西南边陲原始森林中架设开通了昆明到缅甸的第一条国防通信线路。

　　沈毅力则历任重庆邮电学校（今重庆邮电大学）首任校长和南京电信学校（今南京邮电大学）校长，他培养的不再是战场报务员，而是现代通信工程师。

　　……

　　据《刘寅传》记载，红军通校在长征前后培养的2100多名通信人员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则历练成长为人民军队通信兵、技侦兵的高级指挥员以及新中国电子、邮电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党政领导干部”。

　　他们不只属于西电，更属于一个新国家的工业体系，落在了新中国邮电与电子工业的整张版图上。

　　如今，该校在通信、雷达、微波天线、电子对抗、计算机、电子机械、微电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空间技术等国家急需领域持续发力，产出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广泛应用于北斗、天眼、嫦娥、天问、天和、羲和、“奋斗者”号等国家重大工程。

　　1978级校友方永健是“误打误撞进了西电”。毕业后他去了桂林长海，从手握烙铁的技术岗做起，一路做到总工程师、总经理。如今长海的产品连年登上阅兵舞台。“干着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事，再苦再累也值得。”他说。

　　把科研写在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上

　　一所大学的校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叠合一个国家的科技自立之路？

　　从瑞金坪山岗的临时课堂，到长征路上的流动教学，再到今天芯片攻关的实验室、支撑“觅音计划”“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研发阵地。那一段靠电波传递的信号，已经走了90多年。

　　如今，“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专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求“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这所长征路上办起来的学校，仍然处在这张战略蓝图中的关键位置上。

　　“长征时期，学校为革命战争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保障了红军指挥联络畅通；今天，学校聚焦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任小龙说，“红军缴获的‘半部电台’是残破设备，王诤等前辈，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建立起红军通信事业。这种精神，与今天西电科研团队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奋力攻关、争取自主可控的实践一脉相承。”

　　1940年1月1日，军委三局依托延安的通校师生创办科技刊物《通信战士》，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创刊一周年时，他再次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90多年后的今天，真正的“千里眼”，是“中国天眼”。2026年7月，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三完成单位。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的基于大跨度柔索系统的光机电一体化创新设计，使馈源支撑系统自重由万吨降至30吨，并实现毫米级动态定位精度，系FAST三大创新之一。

　　这种“绝境开新路、空白谋突破”的技术自觉，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金闪的阐释中，被归为“把科研写在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上”的坚持。

　　“西电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看来，答案“刻在西电的基因深处”。历经九十五载风雨洗礼，不变的是贯穿始终的两条基因链：一条是刻着家国的红色基因链，一条是写着学问的学术基因链。由信息报国的爱国基因、为民服务的奉献基因、艰苦朴素的奋斗基因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基因构成的红色基因链，让西电知道为谁出发；一脉赓续、厚积薄发的学术基因链，让西电知道何以行远。

　　2026年，西电专门启动“重走长征路·砥砺强国志”主题社会实践活动。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张丽珍和其他3名老师一起，带着7名学生组成的队伍，走了贵州线的长征遗址。

　　在四渡赤水纪念地，学生们对着实景复盘当年通信保障的细节，“毛主席的得意之笔，背后是通信技术一次次保障声东击西的实现”；在FAST天眼现场，段宝岩院士的学生给师生们讲解技术攻关的细节。

　　“从当年的‘半部电台’，到今天的天眼，我们走的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但每一步都踩着前辈的脚印。”张丽珍说，“把科技自强的种子种给当地的孩子，就是我们这次走的最大的意义。”

　　让技术自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21级学生仉浩宇在渭北蒲城支教时，有个孩子问他：“哥哥，你们学的东西能造飞船吗？”

　　他想了很久才回答：“我们能做的，是让飞船的信号传得更稳，就像当年红军的电报要传得准一样。”

　　仉浩宇的手机里，至今存着2023年12月排练长征组歌时的照片。作为舞蹈演员，他参演第八届“瑞金之星”合唱节的“飞越大渡河”章节，要模拟红军战士用血肉扛着担子往前冲的姿态。刚开始他动作生硬，不知摔了多少跤，但这些瘀痕在他看来“越了解历史越觉得值”，是“摸那段历史温度的印记”。

　　仉浩宇在支教的学校建起了第一支国旗护卫队，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时，他站在队列前，给孩子们讲长征路上红军通信兵的故事，讲西电从“半部电台”起家的校史。

　　“最大的意义不是教知识，是给孩子埋下一颗种子，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这个年轻人如今正在西电读研，在他看来，当年长征突破封锁线，与今天突破技术难关，是同一种精神底色：“都是要啃硬骨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学生王雨洋，是西电原创话剧《从延安走来》里的主角，扮演在长征路上被保护、在延安长大的红军遗孤延思英。“革命的来时路真的不只有辉煌，是人们在别无选择的苦难上，建立了辉煌。”王雨洋说。

　　话剧里的延思英在延安通校成长，而现实中，她的校友李白的故事，被校史馆讲解员李泽宇一遍遍讲给来访者听。李白是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也是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毕业学员，在抗战时期承担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

　　这些校友的事迹，构成了王雨洋对“通信报国”的最初理解。而在排演《从延安走来》之后，她发现革命年代有一种伟大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每个人和理想信念是那么近，我觉得人越靠近理想主义，心里是越幸福的，这正是我们今天在求学过程中缺乏的。”

　　舞台上的延思英已经谢幕，但现实中的“延思英”们仍在续写故事。正如王雨洋所言：“我们就是她们，我们的小小的理想、成果同样有价值。”

　　“今天科研环境大幅改善，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从未褪色。”丁金闪感慨，“青年人要跳出纯粹的学术本位，让科研扎根国家需求、服务民生发展。让技术自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秦明是遵义人，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都要跟着学校去“扫红军坟”。扫了很多年，一直到19岁那年考上西电，他才知道自己是给谁扫墓——路过老家的这支红军里，有当时红军通校的师生。

　　2023年春节回乡，他在新迁建的刀靶烈士陵园里，见到了小号兵烈士的墓碑。根据他的判断，这位1935年强渡乌江时牺牲的年轻战士，极可能是红军通校司号科学员。

　　这份跨越近90年的“校友相遇”，成了他撰写《长征路上办学》的直接动因。如今他正忙着对接青少年红色传播项目，中国科技馆制作的九集漫剧将以长征路上的红军第一位女报务员李建华为核心，他把掌握的史料全部无偿分享：“我当年扫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现在做青少年传播，就是不想让后来的孩子再错过。”

　　电波始终没有消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22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