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场青春的远征。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出发时有的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家子弟，有的是从工棚里走出来的学徒。在跨越千山万水的峥嵘岁月里，他们经历了军事上的突围，更经历了一场精神的锻造。漫漫征途，一群天南海北的青年，正是靠着群众大会、党团宣誓、战前动员、文体活动、婚礼与追悼等一场场仪式，锤炼成一支有信仰、有勇气、有情感、有担当的革命队伍。他们把激情播撒在这条路上，也把青春的力量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给后来的年轻人。

　　一、会场与应征：群众大会中的参军青年

　　长征沿途的群众大会，是红军与贫苦青年相遇的第一道仪式：搭台演戏聚拢四乡百姓，登台宣扬革命主张，当场分发地主豪绅的粮物，每次活动到最后一声高呼：“谁愿当红军？”台下的年轻人人头攒动，踊跃报名。

　　（一）台上的青年：“给群众老百姓分粮”

　　青年宣传队员，是群众大会上不可或缺的生力军。1935年10月，红军进驻绥靖县城，在观音阁内搭起戏台，台上是带着一口四川口音的李伯钊。她先教台下唱了三遍“南下歌”，随即通报攻克丹巴、宝兴的战况，宣布“戏演完了，给群众老百姓分粮”。演出结束，她手持升子走下舞台，为近300名贫苦百姓分粮，每人小麦、玉米各两升，总计3000余斤。这位24岁的女青年，从主持演出到亲手分粮，一场表演下来，就迅速建立起党与群众之间的信任。沿途宣传队员们用青年人的赤诚，让群众从内心接受了红军的主张。

　　（二）台下的青年：“我也自愿参加红军”

　　台下的青年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1935年7月，年仅19岁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战士徐国贤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话讲到一半，一个年轻人挤到讲台前，拉着他的手问：“同志，你们是贺龙的部队吗？”“刚才你讲红军战士都是自愿参加的，要是我也自愿参加红军，你们要不要？”这位青年姓李，也才19岁，父亲被逼租逼死，哥哥被抓兵后枪杀。在他带动下，当场几十名青年报名。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干队的学员到群众中去积极宣传，“经过各单位动员，有两三千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每一次群众大会，都是一次青年的集体出场：有人在宣讲党和红军的政策，有人毅然走进报名的队伍。他们既被仪式召唤，又赋予仪式以生命力。

　　二、党旗与信仰：党团仪式中的宣誓青年

　　长征途中的入党仪式通常比较简便：站到党旗前，举起右拳，跟读誓词，接过党证。但对入伍时还在喊“我要当红军”的穷苦青年来说，就是这短暂而又神圣的关键几步，使他们掀开新的人生篇章。

　　（一）“死不背党”：永生难忘的铮铮誓词

　　1935年2月，时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手枪排班长的青年白明峻接通知去军部开会。天黑后，白明峻等新党员被领进政治部屋里，墙上挂一面红旗。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们立正站在桌前，望着党旗，喊一声“举手”，他们便跟着举手。郭述申说一句，他们跟念一句。白明峻印象最深的是那句“死不背党”。宣誓毕，每人领到一张盖钢印的布条党证，他把它揉成一个小蛋，缝进衣领里。当然，因那个年代物资缺乏，不是每场入党仪式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张长进的入党连党旗都没有，他只举了一下手，并在一张相片前跟着介绍人念了几句“永不叛变的话”，“以后就告诉我是党员了”。

　　（二）“坚定地跟党走”：草地雨夜的支部会

　　1935年八九月间，在中央警卫团草地行军的一个雨夜，王顺才指导员把青年龙再江叫到营地外一个小土包上，五六个人正坐在那里。指导员告诉他：“经党支部研究通过，组织上已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最后，李勇教导员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即使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走出草地去！”龙再江顿感责任重大，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都要坚定地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做党的人。”

　　入党仪式，有时可能没有会场、党旗、党证，但其中蕴含的庄重与分量丝毫未减。这一刻，青年完成了同一种蜕变：他们愿意为了信仰，把生命交给党。

　　三、誓师与鼓动：战前动员中的担当青年

　　重要战斗发起前，红军常举行战前动员，或搭台誓师，或围成一圈讲话、喊口号、写请战书。它把青年骨子里已萌发的勇气，用军旗、讲话、呐喊和战友举起的拳头，燃成一股不怕死的劲。

　　（一）“任务交给我吧”：军旗下的请缨

　　1935年2月，袁家沟口小河滩上，八九十名农民精神抖擞地在风雪中接受检阅。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作鼓动讲话，接着副军长徐海东将一面鲜红军旗授予新成立的第四路游击师，当场配发机枪3挺、步枪80支等。风雪中接过旗帜的，正是那些几天前还在田间地头耕作的青年。讲话、授旗、喊口号、出发一气呵成，他们立刻有了前行的方向，旗往哪，人往哪。

　　真正的回响，化作的是战前一张张写满决心的请战书。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战前动员会上，指导员话音刚落，各班请战书纷纷递上来。15岁的景武龙在纸上歪歪扭扭写道：“班长，我是个苦孩子出身，红军救了我，还要救天下的苦孩子，为了他们过好日子，我不怕死，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吧！”身旁一位老战士看了，伸出大拇指夸奖道：“小鬼，行，好样的！”仪式把战士们拧成了一股绳，请战书又让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

　　（二）“飞过去哟”：行军路上的动员

　　行军中还会激荡起特殊的“飞行动员”。1935年年初娄山关之战前，青年团员在连队中穿梭动员，连珠炮似地喊着：“潇水渡过去了！湘江走过去了！乌江飞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飞不过吗？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飞过去哟！闯过去哟！”一连传过一连，满路都是长了翅膀的声音。没有主席台，没有授旗，甚至连脚步都不曾停下，但鼓动的效果一点不比誓师大会少。

　　而走到最艰难的关口时，“飞行动员”便从轻快的激励迸发为嘶哑的怒吼。1936年秋过草地，红六军团遭遇重大减员，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振臂高呼：“红军的骨头比铁硬！”于是，几千只喉咙骤然发出山洪般的吼声，战士们把手中的枪高高举起，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刚才这支连说话的气力都快没有的疲惫之师，“此刻竟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青年们接过战旗、写下战书、高举钢枪，一旦战前动员把他们心里的暗火燃成了明焰，顷刻间，无穷的能量就能从一个胸膛蔓延到千百个胸膛。

　　四、篝火与赛场：文体仪式中的知心青年

　　长征期间，战士们还利用行军间隙举行联欢会与运动会，青春的激情得以在歌声和篝火里慢慢沉淀、在战友的笑声里悄悄扎根。一群来自四面八方、方言各异的年轻人，在歌声里相识，在赛场上奔跑，在笑声里靠近。

　　（一）会师之夜：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晚就在达维村的大坪上开了一个会师联欢晚会：两军战士同声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四川民歌和兴国山歌交替响起，“间隙中，连续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你唱你的川调子，我唱我的兴国腔，青年们在歌声中用各自的乡音认识了彼此。几天后的懋功联欢会上，红五军团的话剧节目《烂草鞋》，演的是国民党追兵只捡到红军丢下的烂草鞋，台下两支部队的年轻人笑成了一片。

　　而在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让人难忘的是赠送仪式中的毛衣和袜子。这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怕他们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剪羊毛，洗净，捻成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二、六军团的指战员接过毛衣，“个个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

　　（二）体育竞赛：紧张热烈的革命情谊

　　体育比赛为朝气蓬勃的战士提供了又一个相聚相知的舞台。青年战士童小鹏在日记里，记下了1935年12月7日的一场雪中运动大会。这天中午开幕式上，会场人山人海，十五军团音乐队的一群青年同志奏着铜鼓和笛子，满场的战士们都在红红的脸蛋儿上表露着一种可掬的笑容。这时，敌机飞来，数千人迅速隐蔽，瞬间归于宁静。等敌机一走，会场又恢复如初。次日午后刮风下雪，可赛跑、跳高、爬绳、掷手榴弹等照常举行，真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半年后，另一位青年陈伯钧，在日记里同样记录了1936年5月底一场红四军在瞻化举行的运动大会。比赛项目丰富多彩，有刺枪、射击、抛手榴弹、打拳、劈刀、跳高、跳远、赛跑、演讲等，他的评价是“热烈而又紧张”。

　　会师之夜的歌声，赛场之上的呐喊，是这段艰苦转战岁月里的一抹亮色，让这群乐观坚忍的年轻人，从并肩赶路的同志，变成了生死相依的兄弟。

　　五、油灯与雪墓：生命仪式中的前行青年

　　长征路上，最美的是欢笑，最重的是生死。一盏油灯能照亮一场婚礼，一座雪墓也能送别一个生命，一喜一悲，在这条路上相互交织。婚礼与追悼这两类生命仪式，让青年人在笑声与泪水中领悟了生与死的价值，荡气回肠。

　　（一）革命的婚礼：一碗面疙瘩汤盛起的未来

　　1936年6月1日夜，大雨。红四军政治部办公室里点着一盏油灯，23岁的洪学智和张文的婚礼在战士们的簇拥中举行，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喝了面疙瘩汤，算是结婚宴席”。一碗面疙瘩汤，盛的是战友对青年夫妻最诚挚的祝福。长征中的婚礼不再只是一对青年的私事，它代表着一种延续，两个走在革命路上的青年结成了新的家庭，象征着革命事业有了新的希望。

　　（二）最后的送别：青年烈士的哀荣

　　婚礼见证新生，追悼则铭记牺牲。1934年10月，28岁的红九军团作战科副科长郑伦在信丰突围时牺牲。赵镕在10月25日记下了这场沉重的追悼会：“灵堂设在卫生部驻地正厅里”，灵牌写着“红九军团作战科副科长郑伦同志灵位”。灵堂、灵牌，搭起了一场简单的追悼会，各部都派出代表，不舍地送这位青年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10个月后，红一军团经过松潘草地，25岁的侦察连班长崔华义陷入泥潭牺牲。萧锋在1935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就在这白茫茫的草原上开追悼会。”大家坚信：只要不被人遗忘，这些年轻的生命就永远不会消逝。

　　（三）交最后一次党费：被扛起的青年信念

　　追悼仪式还是一种传递，让未竟的革命事业在生者身上延续。雪山上埋藏着许多红军战士，逝者肩上的使命留给了年轻的后来人。1935年7月，红五军团翻越夹金山，炊事班长老刘倒在暴风雪中。弥留之际，他颤抖着手掏出一个手绢包：两张苏区钞票、一块银元，一张铅笔写的纸条——“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战友们脱帽向那堆挖好的莹白雪墓静默志哀。一个年轻的炊事员擦干泪水，挑起老班长从江西一路挑到雪山的油盐担子，“迈着坚定的步子，继续前进了”。

　　生命仪式好似一场场接力，婚礼把两个青年结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让红色的血脉不断；追悼则让青年在送别中接过革命的火炬，让崇高的理想不灭。

　　美国记者威尔斯曾评价道，红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部队”，并指出“他们年轻，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豪和自尊感”。群众大会、入党仪式、战前动员、文体仪式、生命仪式，分别赋予青年以新的血液、身份、勇气、激情与传承。长征精神从来就不是空洞口号或抽象概念，它是风雪中举起的右拳，是请战书上歪歪扭扭的“不怕死”，是篝火旁的山歌和连夜织出的毛衣，是战友倒下后那副被接过去的油盐担子。今天，回望这些鲜活的画面，新一代青年得以真正走近90年前那群可爱的同龄人，了解他们、读懂他们，从而主动接过前人手中的星火，不负韶华、舍我其谁，奋进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孙伟系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洋杰系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日记研究”（项目编号：26DJ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特约撰稿 孙伟 陈洋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14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