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羲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架木头做的飞机模型。那是6年前儿子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原型是她在南极科考时乘坐的“雪鹰601”固定翼飞机。每当目光触及这架小木飞机，赵羲总会绽放出甜蜜的笑容：“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2019年出发去南极时，送别那天，4岁的孩子抱着她不肯松手，哭得喘不上气。

　　第一次踏入南极，她遭遇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场面。“咆哮西风带”是每名南极科考队员绕不过的坎儿，狂风掀起数十米巨浪，船体剧烈摇晃。在餐厅吃饭时船身突然一晃，桌子上的餐盘飞出一米开外，摔在地上。

　　很多人晕船躺下就起不来，赵羲咬着牙撑了过来。那次考察正值“双龙探极”，她见到了最熟悉的“伙伴”——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

　　“雪鹰601”不是民航客机，没有加压装置。舱内气压、温度与外界环境保持一致，机内人员需承受对应飞行高度下的环境压力。一次长途科研测线，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因天气骤变被迫爬升至5000米。氧气稀薄到所有人都要靠吸氧才能保持清醒。“第一次觉得氧气甜丝丝的。”她说。

　　7小时的飞行不能进食、不能饮水、不能如厕。那次飞行她全程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观测数据。

　　2024年夏，在自然资源部、教育部和广东省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山大学牵头组织“中山大学极地”号北冰洋首航，赵羲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两次极地之行，她的心态截然不同。

　　第一次去南极，赵羲是普通队员，“只关注自己的科研完成情况”。站在船头看海冰，满眼是“真美真壮观”——她研究海冰遥感多年，以前只在卫星影像上看过它。

　　到了北极，首席助理的职责意味着每一天都要面对取舍。船上食物和油料只够支撑70多天，科考任务却排得密不透风。所有科学家都想让自己带的任务尽可能多做一点，矛盾就出在这里。“大家经常会合作，也会竞争。压力主要是从这些矛盾点上来的。”赵羲说。

　　在她眼里，海冰已不是风景。“这个冰太厚了，船过不过得去？”“这个太薄了，作业安不安全？”从看风景到看风险，她的目光里多了具体的人和事。

　　航行路上，遇到各种突发状况，赵羲与队员没有改航向、没有乱节奏，按计划完成所有作业。那趟航行让她切身感受到，极地科考从来不只是科学的事。

　　赵羲的科研主线是有关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也是“让卫星看得更准一点”。但这个方向有个绕不开的问题：关键数据和算法长期依赖国外。

　　“我们不太用商业软件，现在科研用到的，很多是我国研发的，平时我也会自己写代码。”赵羲在北极冰间水道提取方法上实现突破，系统评估40年来海冰边缘区的结构性演变。因为这些工作，她获得了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10年来全球第二位获得者。

　　回到校园，赵羲把极地经历变成教学素材。“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这是她常与学生分享的话。赵羲的学生、博士生龚家兴的本科专业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在导师见面会上第一次听到赵羲讲述的极地遥感，觉得那个世界离自己并不远。

　　入门时，赵羲帮他补习专业知识和实验方法。“第一篇论文写得不成熟，赵老师一字一句地教我改，大到思路逻辑，小到标点符号，打磨了半年多。”龚家兴的毕业论文获评院级优秀毕业论文，本人也被评为中山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读博时继续选择极地遥感领域。

　　“看到他们能接过接力棒，是我最大的成就感。”赵羲说。

　　2024年北冰洋航次，赵羲带了7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海冰。极地没有物资，缺什么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一个场景让她印象深刻：团队需要把一台设备挂在船舷外侧，现有绳索不够安全，想用网兜兜住却没有网兜。博士生彭楚粤通过网上视频现学，硬是手搓了一个出来。

　　“办法总比困难多，学生在那种环境里被逼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成长得特别快。”赵羲感慨。

　　赵羲的课堂不止在校园里。她主讲的《极地安全》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幼儿园到高中，她的科普讲座场次不少。有次去一所高中做讲座，结束后赵羲被学生围着答疑半个多小时，孩子们抱着课本排队找她签名。“现在的孩子科学素养很高，有时候问的问题我差点答不上来，看到他们把极地科研人当偶像来追，我特别开心。”她笑着说。

　　“我希望能够精进自己的学术，带更多学生做出更好的成果，也希望通过科考船平台多做科普和教学，让更多人关注极地。”赵羲说。

　　“其实教书和科考是一回事，都是在冰天雪地里种下希望，然后等着看它发光。”赵羲说，她想把更多极地科考的故事带进课堂，让孩子们知道，世界尽头还有无尽的探索。“我愿意陪他们走过风雪、一起迎接极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瑞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9月17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