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已有8400万名新业态劳动者，占职工总数的21%。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一群体已成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然而，当面临工伤争议、纠纷困扰，他们常常陷入维权困局：不清楚雇主究竟是谁，不知道怎样寻找证据，甚至连自己的账号都会被公司在系统中“一键关闭”。

　　近年来，全国各地多措并举，不断织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在北京市丰台区，区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区法援中心”）与基层普法驿站积极探索破题之道。

　　法援中心跑出“加速度”

　　“公平正义守护者，律师团队显英姿”，今年1月，外卖骑手张某满怀感激，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名新业态劳动者曲折的维权故事。

　　张某是某公司外地来京的一名外卖骑手，2024年5月，他在送餐途中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自己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并因受伤花费医疗费5万余元。虽然通过起诉车主和保险公司，经法院调解，张某拿到了20万元的经济补偿。但他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被撞，属于工伤，用人单位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24年11月，张某到丰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自己与某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工伤待遇。但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

　　张某的经历并非个例。丰台区法援中心工作人员田舒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她接触过的劳动争议类案件中，新业态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很多。“无论是想要回拖欠的工资，还是主张认定工伤，确认和公司间的劳动关系是基础。”田舒鑫说，“但大多数受援人都拿不出非常明确的证据，指向自己和某家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

　　2025年5月，张某来到区法援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让他没想到的是，考虑到张某是外地来京人员，在京生活支出很高，区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当日就完成了相关审核，还特意指派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办案经验丰富的党员律师霍薇办理此案。

　　霍薇接手后发现，在这起案件中，虽然张某要求确认的是与某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但整个案件还涉及在浙江、江西、湖南的3家公司。“张某手中没有任何有效信息，我们只能从某公司入手，通过梳理各公司间的层层承包关系，从上往下一步步寻找。”霍薇说。

　　经梳理后发现，本案的基本脉络是，江西公司承包了某公司的配送业务后，将部分业务转包给了浙江公司，并安排了湖南公司发放张某的部分工资。因浙江公司向张某发放工资较多，且与其签有协议，从而确定张某与浙江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本案也将承担责任的主体指向了浙江公司。

　　为减轻张某因案件涉及多家公司需多次起诉的负担，审理中，法院先后将浙江、江西、湖南的3家公司作为被告追加到本案中。经过法院4次谈话、开庭，2025年12月，本案以调解结案，浙江公司向张某一次性支付调解款10万元。

　　丰台区司法局副局长李薇介绍说，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区法援中心建立了“绿色通道”，凡是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均可享受案件当日受理、当日指派律师的便捷服务；同时，还会对进城务工的新业态劳动者工资拖欠、工伤损害赔偿等案件免予经济状况核查。“法援中心特别重视涉及新业态劳动者、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是工作常态。”李薇说。

　　律师在北京市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大厅接待新业态劳动者咨询。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供图

　　普法驿站架起“连心桥”

　　设在丰台区司法局附近，130余平方米，内有人民调解室、法律咨询室、法律图书室的丰台区连心普法驿站是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普法平台。“2020年左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就比较突出了。”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王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因为希望能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真正帮助他们，2021年，律所和丰台区司法局共同设立了这个驿站，常态化运营至今。

　　在驿站设立的5年间，王迪已经添加了20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的联系方式。“很多都是在普法培训中，或者经他们同行介绍添加的。”王迪说，“通过线上沟通，一些共性问题，基本10分钟左右就能帮他们大概解释清楚。”

　　连心普法驿站采用“驻站律师+公益法务志愿者+新业态劳动者联络员”模式。据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负责人李得满介绍，每天会有两名执业律师在驿站值班，以从业3-6年的年轻律师为主，有一些00后律师也会加入。王迪发现，每个咨询者的个人情况都不相同，有时遇到复杂问题，需要三五个同事一起讨论，才能探究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对年轻律师来说，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在王迪看来，“新业态劳动者的‘新’也包括面临的维权难题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中”，这是他在一次次解答咨询时最深的感受。

　　2025年，与北京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合同的12名网约车司机，因被无故扣取押金、收取高额罚款，来到驿站寻求帮助。“我们和公司协商了很多次，但公司的态度一直很强硬”，面对司机们的无奈，驿站律师团队第一时间接待了他们，并逐个收集了租赁合同、押金收据、租金支付凭证、违章记录、与公司的沟通记录等全部证据材料。

　　审查租赁合同时，律师发现，其中存在多处典型的“霸王条款”：押金退还条件苛刻，未约定合理的退车核验流程，直接规定“公司有权单方认定车辆损坏并扣除押金，无需司机确认”等。

　　在驿站的组织下，12名司机与租赁公司代表开展集中调解。其间，律师梳理了每名司机的押金缴纳情况、扣款事由和金额，现场对公司主张的“扣款依据”进行质证。最终，租赁公司认可了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当场与12名司机签订调解协议。这次调解，驿站的律师们共为司机挽回经济损失11万余元。

　　除了提供线下的法律服务，连心普法驿站还通过录制微视频、开展知识讲座等形式，线上进行普法宣传，将法律服务范围，由新业态劳动者逐步扩大到了周边的居民和企业。截至目前，驿站已接待免费咨询700余次，举办法律培训活动36场，“建了十几个法律服务微信群”，王迪希望，能够通过更多途径把这个驿站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群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制度保障织密“防护网”

　　法援中心建了“绿色通道”，普法驿站走进街巷，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何还有诸多困难？

　　多名律师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难以确认劳动关系是他们维权路上最大的一个“拦路虎”。与其他劳动者不同，新业态劳动者大多没有纸质劳动合同，快速划过App或小程序中的电子协议，点选“同意”后，即可入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法律意识很弱。”霍薇说，“很少有人会将签订的协议截图保存。”后续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很多公司会直接在系统端关闭劳动者的账号，协议文件、工作记录等，劳动者自己就无从取证了。

　　此外，平台企业趋于逃避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是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王迪接触的很多案例中，平台企业在盈利时参与分成，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全部推至劳动者；更有甚者，经营不善时，一些小平台会直接跑路，双方间的种种不对称，都正在消解新就业形态市场本应具备的灵活与善意。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发布，这份首个专门关于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中提出，依法规范用工管理，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根据用工事实等依法合理确定权利义务；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根据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公平合理处置投诉申诉，保护各方正当权益；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逯清钰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18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