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度化的服务供给，将阅读建设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只要过程是扎实的、服务是可及的，即便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群众也能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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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首部为促进阅读而制定的专门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文简称《条例》）2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与此同时，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全民阅读进入法治化保障轨道，追求的是阅读服务的可及与普惠；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群众可感可及，指向的是民生福祉的落地与检验。两者交汇，共同提出一个深层命题：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成为可衡量、可感知、可持续的民生政绩？当法治护航的阅读服务遇上以可感可及为标尺的政绩观，二者的内在关联为理解新时代文化治理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口。

　　阅读的公共性：从个人事务到政府责任

　　阅读作为个人修养，是私域之事；作为国民素质的基石，它又是公共之责。正是这种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条例》的核心突破，正在于将全民阅读明确纳入政府职责，要求经费纳入预算、设施覆盖城乡、服务触达末梢。它还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从制度设计到民生福祉中间这段路如何走，正是文化建设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回答的问题。

　　阅读推广与促进工作的成效是否可感，需要具体辨析。一座图书馆建成了，可能头几年一时门可罗雀；一个阅读习惯养成了，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看出效果。这与通常理解的政绩——如修一条路、盖一栋楼、引进一个项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立竿见影，前者润物无声。在有限任期内，各级干部面临的往往是显绩与潜绩的选择难题。但是，阅读推广这个慢变量不等于不可感，如果从阅读效果转向阅读服务，就会发现大量可感可及的指标：社区书屋开没开门、开放时间是否方便、离家远不远、书架上有没有想看的书、老年人能不能找到大字版、孩子有没有适宜的读物……可感可及不是要求阅读在短期内就改变什么，而是要求阅读服务本身触手可及。这就把问题从要不要做潜绩，转化为了如何让潜绩可感。《条例》恰恰提供了答案：通过制度化的服务供给，将阅读建设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只要过程是扎实的、服务是可及的，即便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群众也能感受到政府的用心。这正是正确政绩观在阅读领域的具体实践。

　　检验阅读服务的三重维度

　　阅读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回应了群众需求，《通知》所强调的“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具体到阅读服务领域，有三重检验维度。

　　第一是设施的可及性。阅读设施不是形象工程，一个社区书屋如果建在居民步行可达的范围，早上开门、晚上延时，有适合各年龄段的图书和阅读空间，它就自然融入日常生活，能成为可感的存在。反之，即使藏书再多，也只能是一堆沉睡的资源。

　　第二是内容的适配性。不同人群需要不同的阅读资源，内容适配的背后是对读者需求的真正了解，不能靠主观臆断，不能靠拍脑袋决策，而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尊重差异。

　　第三是特殊群体的覆盖。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流动人口，这些群体的阅读需求往往最容易被忽视，《条例》明确要求对这些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动资源向乡村和偏远地区倾斜——保障每个人的阅读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也是阅读服务可感可及的题中应有之义。

　　制度理性与价值情怀的高度融合

　　阅读建设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价值引领；需要政府履职，也需要为民情怀。

　　制度为价值观提供载体。正确政绩观需要具体的实践场域，阅读建设考验干部是否愿意做潜绩和“一任接着一任干”，是否愿意把群众可感可及作为工作的标尺。《条例》将阅读建设纳入政府职责、纳入规划预算、纳入绩效考核，让正确政绩观有事可做、有迹可循、有效可考。

　　价值观为制度注入灵魂。《条例》要求政府履行职责，但如果干部只是为完成任务而建书屋、为应付检查而摆图书，群众感受不到阅读服务的温度，制度就徒有其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民生为大、强调群众可感，正是为了让制度执行者心中有人，让刚性约束转化为自觉行动。

　　这两者的交汇实质上是制度理性与价值情怀的统一，也正体现了新时代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既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又要以人为本、以民为念；既要用制度管人管事，又要用价值观凝聚人心。

　　落地与回归：让书香成为日常

　　《条例》规定，每年4月的第四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今年4月20日至26日是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不仅是阅读的节日，更是一次集中检验——检验各地开始逐步贯彻落实《条例》的初步进展，检验阅读服务是否真正可感可及，检验书香社会的根基是否正在夯实。阅读服务的真义，最终要落回到那些具体、平凡、日常的时刻。正确政绩观的“正确”二字，也正是在这些时刻得到验证：是让群众找书，还是让书找群众；是让设施等人，还是让人等设施；是把阅读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还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培育。

　　全民阅读的法治化为书香中国提供了制度底座，但这个底座之上能生长出怎样的风景，取决于每一个执行者心中装着什么。如果心中真正装着群众，就会把书屋建在最方便的地方、把服务做得最贴心、把工作做得最扎实。一座随时可去的书屋、一本随手可翻的好书、一个可以静心阅读的角落，是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公共产品。让这样的公共产品触手可及，让书香真正浸润寻常日子，这才是《条例》落地的最终意义，也是民生政绩的精彩答案。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授）

　　曹东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4月2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