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死亡讳莫如深，到主动探寻临终关怀、丧亲抚慰与生命尊严，当代年轻人正在打破沉默。艺术展、高校课堂、社区志愿服务、宠物殡葬、临终关怀病房等多元场景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靠近生死议题，在交流中消解焦虑，在体验中学会敬畏。

　　他们关注安宁疗护的普及，思考数字时代的告别方式，也为至亲与宠物的离去寻找体面的出口。那些关于如何告别、如何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的思考，正在从禁忌变成一种被需要的讨论，让生命和死亡教育真正走进日常，让每一次告别都更有准备，也更有温度。

　　“不虚此行”展览的“如果生命只剩最后的24小时”互动墙上，贴满了观众的心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主动了解死亡、临终、丧亲

　　邹邹没有参观过这样的展览。

　　这里的绘画、影像、装置与互动空间，处处都诉说着临终、死亡和时间。展品中有绝症患者在生命最后40天创作的画作，有母亲留给家人的临终日记，有记录ICU真实故事的短片，有儿童画作区域，有“如果生命只剩24小时”的互动墙……

　　最触动邹邹的正是这面留言墙，她发现，大家写的都是跟亲人、爱人、孩子在一起，“你平常做的事，跟你最后想做的事，是有很多割裂的”。她开始想：如果每天都能过想要的生活，就不用等到生命只剩24小时。

　　这是北京朝阳区今日美术馆“不虚此行”艺术展，初入眼帘的是墙上对“安宁疗护”的介绍。北京荣德利生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尝试用艺术展做生命教育，他们发现，当死亡话题用艺术形式表达，人们更容易靠近它、谈论它。

　　原定3月初结束的展览受美术馆主动邀请延期，单日参观人数最高突破750人，很大一部分是中青年。策展人说，许多家庭在这里第一次自然地聊起遗嘱、墓地、生前预嘱。

　　展览现场，一对母女从一层哭到二层，在互动区第一次聊起遗嘱。有人带着全家17口人观展，那些平时难以开口的对话，在艺术作品前悄然展开。37岁的观众大雪领了3张“我的安宁照护意向书”，准备给自己和父母填写，“这是很好地了解自己和父母意愿的方式，希望有准备地面对生来就要面对的终极问题”。

　　基金会秘书长回忆，早些年，有社区医院挂出“安宁疗护科”牌子，被患者闹到摘掉；基金会志愿者进社区发宣传单，人们远远躲开，觉得不吉利。

　　变化正在发生。近两三年，社区老人会主动接过宣传单说：“带回去给孩子看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安宁疗护相关的建议。在这场艺术展上，观众用持续涌入的脚步给出了更直接的回应。

　　在北京大学，“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程同样火爆。

　　这门开了10年的本科生通识课，每次有近三分之二学生没选上。近200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大多数是第一次系统地从社会学角度了解死亡、临终、丧亲。

　　“大家一开始可能是好奇。”授课教师、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教授、现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陆杰华说，“慢慢地，他们意识到，死亡、临终、丧亲是人生躲不开的事。”他观察到，如今的学生生长在数字化时代，接触的死亡信息更扁平、更多元，社交媒体、游戏、影视作品，都让死亡以不同方式进入视野。

　　每学期的期末小组作业中，来自不同学科和成长背景的思维碰撞，总是超出预期。学生研究数字哀悼、AI对丧亲的疗愈、数字遗产继承等议题，还有人探究游戏里与死亡相关的体验。他们也关注乡村殡葬改革的博弈，推进安宁疗护的困难，遗体捐献的代际观念差异……

　　陆杰华还会带学生去殡仪馆、墓地、临终关怀医院等地，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外出环节。在临终关怀病房，学生看到躺在床上的，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孩子，“这对学生的触动非常大，死亡并不只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一学期15个课时，陆杰华希望学生能通过课堂提升“死亡素养”。他将死亡素养拆解为“倾听、共情、改变”3个层面：了解关于死亡、临终、丧亲等基本知识，明白它们意味着什么；理解这些事必然会发生，对生命产生共情和敬畏之心；未来真正面对时，能尝试从容应对。“提升‘死亡素养’是一个持续、缓慢的过程，我做的只是播下一颗种子，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思考。”他说。

　　在课堂上，他不会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引导，启发身处学业焦虑中的大学生，制定更适合自身的目标，用更轻松自如的心态去体验人生。

　　“不虚此行”展览关于“四道人生”的解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死亡咖啡馆、为宠物办葬礼……忌讳被慢慢打破

　　周末，在北京三里屯归丛告别事务所的“死亡咖啡馆”活动现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陌生人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死亡、临终、丧亲等话题。活动策划刘一诺是95后，作为独生女，她心里一直恐惧——父母在变老，她还没准备好告别。

　　刘一诺曾在老年行业研究机构工作过，她认为社会对死亡的感受，跟以前的“纯恐惧”不一样。“我相信大家在期待新的形式出现，我能用更好的方式让大家参与讨论。”

　　归丛的生死主题沙龙从去年开始，他们邀请做死亡教育的图书品牌作过分享；邀请钢琴家在客人讲述故事时为其弹一段即兴旋律；在漫画工作坊，漫画师带大家画出自己设想的葬礼。有人希望自己去世时办一个温馨的葬礼，把收藏品、手办、好用的家具送给朋友。也有人表达困惑：“将来我们的社交平台账号怎么办？朋友圈怎么处理？”

　　归丛曾为一名得了重病的17岁女孩举行二次元主题的告别式。有委托人希望告别式“像婚礼一样温馨”，自己选歌单、挑美丽的花。还有五六个人问过刘一诺，能否办一个“半生告别式”？“他们想通过这种仪式，接纳一个新的自己。”

　　正如“死亡咖啡馆”的标语“我们讨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刘一诺说，“希望大家能思考为什么活着，面对死亡的时候能不能少一点遗憾。死亡其实是一种视角，用更宏观的视角俯瞰生活。换一个角度，你更能看清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刘一诺观察到，很多人对死亡的恐惧在幼儿时期就产生了——“担心父母不要我了”，那是一种对生存的恐惧，这种恐惧或将伴随一生。“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需要教育普及。”

　　另一些人群的死亡恐惧触发点是面临至亲去世，却因为年纪小无能为力，甚至被亲人隐瞒，没能好好告别，“有些人到了三四十岁，还会觉得这是个难以迈过的坎儿”。

　　宠物的去世，也让很多人难以走出悲痛。如今，宠物已经是许多家庭中重要的一员，随着宠物老去、逝去，一场场与毛孩子的告别正在进行。

　　去年，陪伴张玄多年的中华田园猫追风生病离开了。张玄再也没法在下班回家后，吸吸猫、撸一撸、抱着它打滚。张玄和家人委托宠物殡葬机构给追风办了葬礼。追悼环节在一间屋子进行，摆满了追风喜欢的玩具和零食。

　　过去陆杰华讲到“丧亲”，按照生命周期讲婴幼儿、青少年、中年、老年的丧亲。有学生提出想了解与宠物相关的内容，他在后续的课程设计中加上了，“西方死亡社会学也是近几年把失去宠物加入‘丧亲’板块里”。

　　“宠物的逝去，对人的影响跟人的逝去是一样的。”陆杰华说，社会关系正在从传统的“人-人”向“人-动物”“人-机器”扩展，年轻人的社会角色和哀伤来源更多元了，需要被看见和理解。

　　在陆杰华看来，大众能够尝试谈论死亡、临终、丧亲等话题，可能需要一个固定的空间如“死亡咖啡馆”，一个讨论契机如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不可能太快，但与过去把它们当作忌讳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道歉、道爱、道谢、道别”，“四道人生”源自安宁疗护，不仅是临终的功课，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帮他们写完最后一章”

　　陆杰华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死亡整体上从以往的“快死”向“慢死”转变，临终阶段被拉长，“照顾与被照顾”已经是我们社会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025年，为了进一步了解“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邹邹参加过北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志愿者培训，每期培训名额一发布很快就满员。参与者大多是中老年人，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培训，为了学习如何照顾临终家属。

　　23岁的大学生时一做海淀医院安宁疗护志愿者已有一年，这期间她的主要工作是在病房帮助患者洗头。征得患者和家属同意，3人一组手部消毒后进入病房，使用可以躺着洗头的工具给患者洗头，家属会从旁协助，志愿者不可擅自单独翻转患者身体。

　　经过10次服务，时一逐渐认识到正视、认识死亡和临终话题的重要性，从原先对死亡的未知、恐惧到接触新的形态，“更知道了活在当下、活得具体，知行合一，从抽象概念落到真实行动里”。

　　和邹邹年纪相仿的詹薇馨，去年正式成为一名安宁疗护医生。在她所在的科室——广西第一家安宁疗护病房，许多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

　　1年前，这个1998年出生的台湾姑娘选择来到这里工作。彼时，她刚从汕头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硕士毕业，本可以去一个普通科室，过上更“常规”的医生生活。

　　但詹薇馨忘不了那个32岁的患者。那是她在广州一家三甲综合医院规培时遇到的，一位从大山里走出的优秀教师，患罕见恶性肿瘤，全身器官衰竭。患者积极求治，家人隐瞒病情，双方都在煎熬。“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告知，也不知道能对他父母说什么安慰的话。除了劝他们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激进治疗，我们做不了更多。”

　　毕业那年，恰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正式启用，她投了简历。

　　在很多人眼里，安宁疗护就是“等死”。有患者听到转到这个科的建议，以为被医生抛弃了。“其实不是放弃治疗，是治疗目标的转化。”詹薇馨说，当疾病不可逆转时，目标从“治愈”转向“缓解症状”，让患者舒服一点。

　　面对晚期患者，尤其当患者是年轻人甚至儿童时，怎么告知疾病的坏消息、怎么帮助家属度过哀伤期，这是詹薇馨在正式成为安宁疗护医生后，备感困扰又需要学习的事情。“以前在别的科室，患者进来、做检查、开药、出院。我没时间去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做什么工作。”现在不一样，詹薇馨会花很多时间和患者聊天，从“今天胃口怎么样”到“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再慢慢过渡到“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身体情况”，乃至和患者聊到想如何处理后事。

　　她记得一个30多岁的肿瘤晚期患者，主动说出自己的心愿：不想穿传统的寿衣，要自己挑最后穿的衣服；要自己去选墓地；骨灰盒和棺材都要自己订。“她说选墓地时有点害怕，父亲马上说：不要害怕，我会来陪着你的。他把旁边的墓地也买下来了。”在患者还能走动时，父亲带她去给外公外婆扫墓。“她走的时候，症状减轻了，心愿也了了。这也算善终。”詹薇馨说。

　　“每个人都像一本书，我们帮他们写完最后一章。”

　　但她也会“抽离”，这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如果太代入，我会很难受。当我抽离出来看，就觉得患者和家属这么做、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可以被允许的。当你允许他们有各种表现，就不会觉得烦躁了。”

　　从医学生到医生，詹薇馨已进入医学领域近10年，上学期间，她曾跟随老师到肿瘤晚期的贫困户家里家访。她感觉到，社会对安宁疗护的接受度在提高，医院义诊会叫上她们科室，社区也不再排斥。

　　但偏见仍然存在。“有护工照顾完我们科的患者，回公司被说‘晦气’。”她无奈地说，“这种观念没那么快转过来。”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有患者还在等詹薇馨去聊天。对她来说，这份工作的成就感可能不在“治愈”，而在那些帮助患者完成的小小心愿，在那些她帮他们传递的、说不出口的话。

　　（应受访者要求，邹邹、大雪、张玄、时一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纳 见习记者 蒋欣雨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4月05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