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指标出现改善、2025年我国出口规模同比增长6.1%……在近日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5年四季度）发布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多次用“韧性”概括过去一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

　　他注意到，内需方面，虽然部分耐用品消费增速在2025年8月后出现走弱趋势，但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速仍保持在3%左右。从行业数据来看，水泥、石油沥青、钢材等主要大宗商品的消耗并未明显收缩，“实际投资动能似乎好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郭凯看来，面临多重冲击挑战，我国经济仍表现出较强韧性，部分领域开始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

　　“2025年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早期复苏的迹象。”同一现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也用多个数据加以解释：社会融资规模在连续多年下降后，于2025年首次实现反弹；企业存款显著改善，企业盈利止住了此前连续两年的下滑趋势；消费、劳动力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当前经济复苏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财政、外需等外生因素，民营投资、居民消费等内生动力依然偏弱。”张斌认为，2026年逆周期政策力度是关键，其中货币政策是重中之重。“要以货币政策激发扩大内需的内生动力。”他说。

　　“让企业和居民能算过来账”

　　自202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以来，稳增长信号持续释放。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通常谈及逆周期调节时，人们会提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更长期的视角看，未来我国的逆周期调节可能需要更多倚重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张斌分析说，过去，我国债务水平低，赤字率不高，财政投资于修桥、修路、地下管网等，既能即时拉动需求，也有利于长远发展。但时至今日，财政短期内大规模投资的条件已大不如前。

　　他提到，一方面，城市边界扩张、在空地上新建的空间已很有限，当前财政支出已更多转向城市更新等存量调整领域，这类项目往往耗时较长，难以快速形成大规模支出；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公共投资仍有空间，但受限于对公共债务水平过快上升的担忧、地方综合财力的下降、可投资项目协调难度的增加等因素影响，财政更进一步大幅发力的空间受到制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很难像过去那样在短期内形成非常大的支出来彻底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当前和未来需要更多倚重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对于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张斌认为，关键在于改变预期和“让居民和企业能算过来账”，即让企业投资的盈利预期显著大于融资成本，让居民买房成本不显著高于租房成本。

　　张斌以居民购房为例说，在2021年之前，对中国家庭而言，买房普遍比租房更划算。原因在于当时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通常在3%-4%，而同期全国房价年均涨幅达5%-6%（大城市更高），这意味着，购房者不仅免费住了房，还能同时获得资产增值收益。“但2021年之后，这一逻辑逆转。当前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约为3%，假设房价不再上涨（即零增长），而租金收益率仍维持在2%左右，那么租房显然比买房更经济。”在张斌看来，通过更加明确的通胀预期管理和大幅度降低政策利率，有望让民营企业投资和居民买房算得过来账，激活经济持续复苏的内生增长动力。

　　“供强需弱”矛盾加剧

　　实际上，按照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6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物价合理回升”首次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在上述报告发布会上，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摆脱低通胀需要一套政策组合拳，货币政策能够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他还发现，在支持增长方面，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政策信号力度可能比预期更大。“这意味着政府将通过宏观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支撑经济增长。”黄益平注意到，从“十五五”规划建议来看，其中提到未来5年我国发展动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扩大内需。而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中，第一条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第二条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从长远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确实正在发生转变，一是从过去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的增长。二是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消化产能，转向更加依靠国内市场发挥作用。”黄益平结合当前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说，国际市场开放度下降、贸易壁垒增加，持续依赖出口的空间收窄，导致“供强需弱”的矛盾在短期内更加突出，“因此，克服‘供强需弱’既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也是迫切的短期挑战。”他说。

　　对于如何应对“供强需弱”，黄益平认为，首先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需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当前经济中所谓的‘内卷’问题，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原因，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哪些事该由地方政府做，哪些事应该交给市场。”黄益平说，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是，修正当前对实际GDP增速的追求，把关注点更多地转向收入、就业、消费甚至名义GDP增速。

　　“要推动消费增长，就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和健全社会保障上下大力气。”黄益平说，当前我们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人口老龄化、地方债务、房地产问题等，再加上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影响，公共政策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支持内需方面的作用十分关键。他还提到，目前对于“供强需弱”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制造业领域，但制造业对于提升消费、创造就业的空间已逐渐收窄，“未来需要打开思路，服务业可能蕴藏着更大的消费与就业空间，特别是在养老育儿、医疗健康、文体旅游、数字服务、绿色经济、教育培训等方面。”黄益平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2月03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