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制度沿革
耿玉苗是在8月14日拿到新课本的，她跟同事们在那之后的一周进行了新教材培训和开学前的常规备课。这是她教书17年里见过的开本最大的语文教科书，此前她用了十几年人教版教材，教过六年长春版教材，也接触过苏教版和粤教版。
这“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材发展情况，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教育部制定统编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齐放，语文课刚刚恢复独立设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开始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统一要求和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到校注册的一年级新生在领取统编教材。
到了1991年，九年义务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两套教材诞生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后，广东、四川、上海、浙江、北师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经过送审，也在各地进入了课堂。1999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引入教材的竞争机制，各地又开发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开学季，新的语文教材出现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同时正式实施，已经对古诗词教学做了更高要求，并且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进行过关于鲁迅文章的篇目调整，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选择了《铸剑》。另外，还加入过金庸小说的内容。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版）。这个于2012年秋季开学执行的语文新课标中，对小学生会写汉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诵的篇目。
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识字的部分，“一年级上册要求学生认的字是300个，但只要求会写其中的100个，突出了多认少写。”这一点，符合她对孩子年龄和心理特征的认知，“6岁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还不是很发达，他们写字是很麻烦的，认字倒很快。”
在给新生下发课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记得，孩子们比较容易被插图和大字吸引，便于集中注意力，“插图改变很大，画得挺可爱，更符合儿童的特点，画风上还结合了民国课本的一些内容。”
而其中的古诗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学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应《中国新闻周刊》称，这是基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让孩子在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多接触古诗文，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然后精选古诗文，语文课程标准里推荐的古诗词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诗词，又有反映热爱祖国、积极奋进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基于“人文精神”和“语文要素”双线结合的选文要求，编写组此次放入了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乡》《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顾经典性和时代性。
整体而言，课文数量是有所减少的，但又增加了课外衍生阅读。比如，小学阶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读”等栏目，初中设置了一定量的自读课文和名著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