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他原来是领导

　　父亲对任远芳的要求一向比较严格。1950 年，任弼时从苏联回来，因为他身体状况仍不太好，血压高，不能长时间看东西，中央机要室的秘书赖奎就兼了一段他的秘书，为他阅读文件并管理文件，直到他逝世。任远芳回忆说，赖奎那时经常去他们家，闲的时候就常陪她下跳棋。一天，下棋的时候，任远芳总是输，所以她就不高兴了，“发脾气了。”父亲知道了之后就批评了她，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

　　任弼时对女儿的严格要求往往体现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我们家住在景山的时候，我常和父亲出去散步。那会儿我还是小孩嘛，就到处乱跑，哪儿都踩，草地也踩，父亲就跟我说，要尊重工人的劳动，不能乱踩，要绕着走。”父亲还教育她要节约，当时他们住的房子挨着马路，每天汽车呜呜过，特别吵，父亲有高血压，睡觉睡不好，中央的领导好多次提出来要给他们换换房子，都被父亲拒绝了。他说：“算了，能过就过，凑合着过吧。”从苏联回国之后任弼时一家就住在那个房子，直到他去世，一直都没搬家。任远芳说类似的事挺多的，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父亲正是通过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言传身教，影响着孩子们。

　　任弼时的原则不光体现在教育子女的小事上，在工作中，他更是一个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的人。在延安时期，任弼时分管总务工作，开销都要找他来批。那时候江青比较讲究，要买窗帘、衣服，要买这个买那个，任弼时坚决不批，就因为这事任弼时得罪了江青，江青对他一直有看法，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说陈琮英是“寡妇集团”。

　　任远芳告诉记者，父亲很少会跟她讲当年干革命的事，“当时年龄小，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也不会问。”任远芳一直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苏联生活时谁也不知道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1950年任远芳随父亲回国，坐了10天10夜的火车。到满洲里换轨的时候，因为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出发，她和随行的一个姓刘的大夫想出去逛逛。逛街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坐的是专列，就用俄语问她：“跟你一起坐车的是谁？他是干吗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保密工作，就跟他说我爸爸叫弼时。我当时就记住爸爸的名字了，‘弼时’（音）在俄语里是‘写字’的意思。后来那人又问我他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如果知道我可能就告诉她了。”回火车上之后，任远芳忍不住好奇问父亲：“那个人问我，你是干吗的。你告诉我你是干吗的呀。”父亲说：“我就是坐办公室的。”

　　回到北京之后，父亲也从没和她谈起过自己的身份。一直到父亲去世，家里来了好多大首长大领导，别人给她介绍说“这是周总理”“这是朱老总”，任远芳才慢慢意识到父亲原来也是个领导。父亲是五大书记之一，那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任远芳的舅舅陈邦达是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曾和父亲一起在长沙求学。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邦达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后来陈邦达去苏联留学，在一起留学的人群里认识了一位叫李淑宁（后改名李一超）的姑娘，因为陈邦达是小组长，所以对她多有照顾，经常帮助她学习俄语，时间长了两个年轻人就相爱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任弼时因身体不好

　　未参加开国大典

　　任远芳家里珍藏着一本名为《任弼时》的画册，翻开画册，她说：“你看，我爸爸那时多帅。”在任远芳的记忆里，父亲多才多艺，不仅能够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照相，还会纺线。她指着一张照片向记者介绍说：“这是我爸爸自己拍的。”照片中的任弼时精神焕发，手里拿着相机的姿势一看就很专业。“爸爸那会儿就会自拍了”任远芳笑着说。“其实他是对着镜子拍的。”

　　长征期间的任弼时看起来依然身体强健，高高瘦瘦的。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任弼时前前后后准备会议，由于过度的劳累，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得了高血压之后，身体就开始胖起来了。人一胖，血压就更高了，后来糖尿病什么的也有了。

　　任远芳说，父亲高血压曾经达到260，正是因为身体不好，怕过于激动，父亲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并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虽然有遗憾，但是医生不让上也没有办法。

　　1950年10月，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年的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该不该向朝鲜出兵，一连几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常讨论到深夜。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的10月26日晚间，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这天晚上，任弼时吃了药，突然有个紧急会议要开，就把他硬叫起来了。可能是由于精神紧张，起得猛了，加上吃药后血管收缩，任弼时陷入昏迷，把苏联的医生叫到了家里，但是抢救无效，第二天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去世的时候任远芳住校，没有在家，等再见到父亲时，“我上去摸了摸他，还有温度呢。”任远芳的大姐回忆说：“我当时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父亲就睁着大眼看着我，就眼睛能动，一个手能动，他看见我以后就使劲抓着我。……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首长，他们都来看他了，就唯独朱德总司令没有来，那时候要出兵朝鲜，总司令特别忙。最后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他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了’。这么一句话，让昏迷了好几天的父亲嗵一下坐起来了，坐起来后又倒下了。”

　　上大学时为免被认出改了名字

　　受父亲任弼时的影响，任远芳教育自己的子女也要低调做人。任远芳说，她的儿子从来不跟任何人谈任弼时的事情，周围好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任弼时的外孙。上大学之后，任远芳改了名字，为的就是不让别人认出她。

　　直到2014年举办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她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邻居们才知道“哦，原来她就是任远芳”。任远芳说，她不喜欢别人因为父亲的关系将她区别对待，“因为别人知道了会对我有各种照顾，那样我就是一个特殊的人，我不喜欢。”任远芳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一家普通的工厂，儿子和女儿也是全靠自己的能力找的工作。

　　知道那天上午采访，任远芳专门提前为记者泡好了红茶，直到采访快结束，任远芳因为说话多咳嗽才忽然想起来，她觉得很抱歉，像个小孩子一样解释说：“我真的早给你们泡好了，真的。你看我这脑子不好使了。”采访那天，温度忽降，记者穿着长袖长裤，而任远芳一袭薄裙，她说：“你看我比你们年轻人身体都好。”

　　任远芳说，她平时的生活非常规律，晚上一般11点睡觉，5点就起床，起床后在家里听着音乐做40分钟的老年保健操。任远芳说，在家里她还喜欢看电视、听新闻。说起新闻，任远芳主动和记者讨论起了最近英国脱欧的事情，任远芳说起新闻来十分专业。

　　独自一人生活的任远芳完全自己照顾自己，她说女儿女婿在昆明买了房子，老伴跟着女儿去昆明住了，“因为他喜欢凉快，而且那边有块菜地。我是因为最近得了关节炎，不能爬山，女儿家在山上，上山下山的不太方便。大夫告诉我可以游泳，所以我留在了北京。我办了一张游泳卡，没事就过去游游泳，800、1000米都不在话下。”

　　稿件统筹/ 朱顺忠文/记者 陈品

　　摄/记者 林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