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白宫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33页的报告文件中，19次提及中国，折射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深层调整。其中，美国将中国从“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调整为“首要经济竞争对手”的战略转向，引发广泛关注。

　　“核心变化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重心由以安全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整体性威胁，转向以经济、产业和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结构性对手。”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柯静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对美方新战略转向进行了深度解读。

　　对华经济政策重大“校准”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华定位的调整，被视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一次重大“校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12月6日发文称，中国被视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而不是“系统性挑战”。

　　柯静指出，这种定位转换背后，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底层逻辑的三重转变：其一，美国不再追求“全面脱钩”，而是强调在敏感领域强化限制、在非敏感领域保持选择性合作，以降低自身成本和风险；其二，美国将经济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地位，通过关税、补贴、产业政策和盟友协调等组合拳，系统性重塑对华竞争环境；其三，美方认识到短期内难以压制中国整体发展，转而寻求通过长期、结构性的经济规则制定和产业布局，来争取未来竞争主动权。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美国的经济安全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并特别强调美国要“构建多元化、弹性、安全的关键资源供应链，减少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都在反复提及关键产业领域的供应链自主，并陆续出台相关法案与行政令，然而，“在关键产业领域，美国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和‘去风险’的现实约束十分明显。”柯静说。

　　她指出，全球范围内尚不存在能在规模、成本、效率和产业配套上可系统性替代中国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形成可比方案。而美国一方面要求盟友在多条战线与其积极配合，另一方面却对盟友频繁挥舞“关税大棒”攫利，“必然会放大盟友对美方不确定性的警惕”。“无论从加剧通胀压力，还是从产业链长期效率与可持续性来看，这一路径都存在显著约束与不确定性，难以支撑美国系统性、可持续的供应链重构。”

　　美商界呼吁经贸合作“减少政治化”

　　与政界大打“战略博弈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商界“用脚投票”的务实判断。今年3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5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53%的受访美企计划2025年在华增加投资；今年5月以来，美国工商界人士密集访华，积极参加中国各类国际展会，合作意愿明确且坚决。多家美国高新企业如高通、英特尔深度参与中国产业链，对华出口增长显著。期待减少政治化，聚焦务实合作的声音在美国商界越来越多。

　　“即便在美国政界持续推进‘去风险’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仍蕴含着广泛而深层的结构性互利空间。”柯静指出，关键在于美国应将安全关切与正常、市场化的商业往来有效加以区隔。

　　12月4日，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表示明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中国年”和二十国集团（G20）的“美国年”。这两项重大活动将为中美工商界提供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希望中美工商界聚焦“扩大对话、拉长合作、压缩问题”3份清单。

　　“拉长合作清单，有助于持续挖掘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在农产品、能源、医疗健康、绿色转型和服务贸易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空间，积累稳定的正向动能。”柯静指出，尤其是在中国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加快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美企在中国市场拥有广阔且可持续的合作空间。

　　面对美国对华定位调整，柯静认为中国应从三方面发力：着力稳住中美经贸基本盘，持续释放扩大高水平开放信号，通过多边平台，将安全关切与正常经贸往来区隔处理；加快对外经贸布局多元化，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引导企业在东盟、中东等地区拓展市场，形成“美国重要但非唯一”的外部结构；提升企业“去风险”能力，加强合规指引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应对个别国家的出口管制与“长臂管辖”。

　　“竞合”重构或迎来关键节点

　　从关税摩擦到供应链重构、高科技封锁、规则制定权争夺，中美经贸博弈的焦点还在向深层领域迁移。

　　在高科技领域，美方更新“实体清单”、限制技术出口与中国通过链博会、进博会等平台扩大开放的双向动作，正重塑产业“竞合”边界。“可以用‘上游更对抗、下游仍互利’来概括这条边界的演变。”柯静指出，一方面，美方会继续在最前沿、最敏感的高科技领域“收紧阀门”；另一方面，在不触及最高敏感门槛的广泛应用领域，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会持续释放巨大需求，为包括美企在内的跨国公司提供难以替代的合作空间。

　　在柯静看来，2026年将是中美经贸协调的关键年份：中国主办APEC会议、美国主办G20峰会，两大多边平台为找到“竞合”平衡点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或将成为缓和与协调中美经贸分歧的良好而现实的制度化窗口。”柯静指出，两个重要多边平台本身就聚焦宏观经济协调、贸易、发展与全球治理议题，有助于在更高政治层级澄清分歧边界、加强战略沟通、稳定政策预期，为双边经贸关系营造相对积极和可预期的外部环境。“多边场合有利于在相对理性、克制和建设性的氛围中开展交流，弱化情绪化对抗，增强问题导向和合作导向。”

　　“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空间同样广阔。”柯静分析说，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安全关切与商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规则博弈与务实合作之间建立衔接。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继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2月1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