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从“肥沃新月”到“破碎之地”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12月8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攻入叙首都大马士革，宣布叙政府倒台，终结了阿萨德家族在叙逾半个世纪的统治。叙局势迅速变化让世界震惊，这背后有该地区数千年历史遗留下的恩怨与冲突、外部大国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叙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与争夺。从今天起，《环球时报》陆续推出“多方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系列深度认知报道，帮助读者梳理叙利亚自古至今不断累积的复杂矛盾以及内外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入手，讲述叙利亚作为古代文明的交汇点以及曾经的地区强国，如何在2011年内战爆发前一步步沦为分裂破碎的国家。

　　强敌林立，在帝国间几经易手

　　在古代历史上，“叙利亚”并非一个国家的称谓，而是泛指今天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甚至土耳其南部部分领土的地中海东岸地区。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叙利亚一直是东西方文明接触碰撞的交际线。相比周边地带，这一区域相对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因此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

　　公元前10世纪，西亚北非地区进入帝国时代。叙利亚虽是古老文明的交汇区，却始终未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反而先后被亚述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周边强大帝国所征服。强敌林立，一直是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

　　公元前4世纪，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崛起，迅速平定了希腊内乱并开始对外征服。年轻的亚历山大国王带领希腊军队东征，将彼时处于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纳入版图。虽然帝国因亚历山大大帝的病逝被分解，但叙利亚被纳入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之下。自此，叙利亚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64年，叙利亚地区被罗马征服，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这段历史带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叙利亚接受了自公元1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公元7世纪之前。

　　然而，叙利亚的历史车轮又开始向东方转向。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如一弯新月在阿拉伯半岛腹地冉冉升起，在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带领下，穆斯林向西亚更广阔的地区征服。叙利亚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征服后，一度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逐渐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这段历史对大部分叙利亚人确立作为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与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如此，基督教因素仍在叙保存下来，至今在叙利亚还生活着不少基督徒。

　　自公元16世纪起，叙利亚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未深入叙腹地，长期处于“统而不治”状态。截至18世纪末，叙利亚尚未呈现出真正的政治实体的特征。此后，随着叙利亚地区各省对所辖土地的统治力增强，该地区曾经分散的政治组织形式出现新格局：城市内部依据社会政治职能、宗教信仰等划分出不同派系和家族，他们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统治地位，在城市内部相互冲突。与此同时，城市文化发展也促使城市精英阶层产生，他们承载了叙利亚建立国家的希望。

　　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心

　　与叙利亚地区各城市发展同步发生的，是自17、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逐步对叙利亚渗透影响力。这一过程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加速衰落，法国、英国在叙利亚地区谋求经商特权并不断移民。尤其是法国，到19世纪初，对叙利亚的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越来越强，使得叙利亚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殖民地”。

　　在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异族统治及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叙利亚地区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跟随德国参战，但是遭到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抵制。1916年至1918年，叙利亚等地爆发了阿拉伯民族大起义，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并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作出了贡献。然而，一战结束后，英法殖民者按照1916年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势力范围，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想要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没有实现。

　　1920年，在英法联合施压下，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持续5年。为使殖民统治长期化，英法将叙利亚地区分解，尤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割为两部分，使叙版图大大缩小。法国殖民者还试图加剧该地区宗教对立，并扶持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教派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这奠定了阿拉维派在叙独立后掌权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叙利亚人反击法国逐渐取得成效。特别在二战中，法国败降为叙独立提供了契机。

　　包容性政府无法组建，陷入强人政治困局

　　1946年4月17日，叙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完全独立。但在独立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议会民主制政体在叙利亚缺乏生存土壤，政党政治催生了基于不同部落、地域、家族的派系主义，不同派系建立的政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知不同，导致内斗加剧并使得军人不断干政以控制国家。从外部看，美苏冷战使叙利亚再次沦为大国较量的“牺牲品”。叙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受美国支持而倒向西方国家的势力，以及一股得到苏联扶持的左翼力量，互不相让。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浪潮。在中东则出现了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融合，孕育了“复兴社会主义”。这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阿萨德所在政党）所推行的理念。

　　复兴党追求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主张独立、统一，希望领导阿拉伯民族走向复兴。受前两次中东战争影响，泛阿拉伯主义浪潮达到顶峰。复兴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影响力大幅上升。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叙利亚与埃及1958年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3年后叙退出，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政局不稳的背景下，复兴党1963年组成叙利亚新政府。从1966年开始，出身于阿拉维派的军官哈菲兹·阿萨德崭露头角，在教派身份政治还未凸显的年代，他依靠个人能力与才干赢得了军队支持。1970年11月13日，时任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的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改组了党和政府，自任总理。1971年3月，阿萨德当选总统，叙利亚进入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政治时期。

　　阿萨德在执政初期，通过务实的外交策略、开放的经济改革为叙利亚创造了稳定发展局面。20世纪70年代，叙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与国际威望都明显提高，使得叙利亚成为中东有影响力的地区强国。比如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就同沙特、苏丹、利比亚等地区大国于1976年派兵进入黎巴嫩。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叙利亚经济和现代化面临阻碍。70年代的经济发展并未伴随工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对以色列的敌对政策也使叙军费开支浩大，并导致经济一度处于危机状态。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上，叙利亚始终未能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认同，也因此被学者形容为“破碎之地”，这也是叙动荡的主要根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阿萨德政府奉行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叙利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但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形成对比的是，叙利亚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始终无法推进。作为少数派，阿萨德为巩固统治，特意安排阿拉维派亲信领导国家强力部门，控制国家机器，使得包容性政府无法组建。

　　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

　　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因病去世。在一系列安排下，年仅35岁的阿萨德次子巴沙尔·阿萨德当选为叙利亚新总统。这种强人政治与家族特权广泛存在于数个阿拉伯国家。然而，这种政体根基脆弱，如果强人垮台或者发生变故，政权很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巴沙尔被认为缺乏其父的威望与魄力，上任之时，叙内外部环境可谓危机四伏。从内部看，随着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的阿拉维派利益版图固化，阻碍了逊尼派人士及其他少数族群获取社会晋升的路径，叙社会渐渐失去活力，也引起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及其他少数族群的不满。从外部看，复兴党的意识形态遭到美国和以色列敌视，沙特、约旦等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国家也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的共和主义底色感到不安。

　　巴沙尔就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推动一系列改革计划。他深受西方政治与文化熏陶，一方面试图打造宽容环境，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试图推动经济改革，扩大吸引外资、改善民生。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到叙利亚之前，叙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在2000美元以上。这一度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

　　但是，巴沙尔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很快被叫停，被迫恢复了由阿拉维少数派强制管控的局面。到此时，叙其他群体对阿萨德家族及阿拉维派少数人执政的局面已积蓄了深刻不满。外部环境方面，叙利亚所受西方压力越来越大，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减弱，如2005年叙利亚正式宣布从黎巴嫩撤走所有军队。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局突然到来。从突尼斯开始的民众抗议运动产生“蝴蝶效应”，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到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再到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中东强人纷纷倒台。这股剧变的旋风也吹到了叙利亚。自2011年起，叙利亚反对派在各地揭竿而起，向巴沙尔政权发起攻势，叙利亚进入内战阶段。

　　“一段充满希望、冲突、尝试、期望、斗争和暴力的历史”

　　法国东方研究所当代研究中心主任马修·雷伊形容叙利亚自18世纪末至2011年的历史“是伴随着一系列改变了叙利亚发展轨迹的重大转折开始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冲突、尝试、期望、斗争和暴力的历史，来源不同的人类团体均试图完全占有这片土地，赋予它价值，并创造族群共生的条件，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如今，强人政治时代终结使得叙利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世俗现代化模式的叙利亚，重新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因其东西之间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多元文明碰撞与冲突的地带，经常面临外来干涉，本地人很难主宰自身命运。阿萨德政权是叙利亚少有的、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独立发展时期，却受制于自身较局限的社会认同基础，最终走向终结。（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