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一册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的珍贵文书（《河西巡抚使判集》）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唐代历史——张瓌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陇右大批军士奉命东调平叛，西北边防松弛，吐蕃乘机入侵，甚至一度攻陷长安。在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的带领下，河西军士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保卫唐廷。此举使杨志烈陷入险境，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弃凉州西奔甘州（今甘肃张掖），后于永泰元年（765年）在甘州被沙陀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因早期活动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的沙陀碛一带，故称“沙陀突厥”）杀害。

　　危急时刻，杨志烈的族弟、河西军将杨休明被推举为继任者，但尚未获得朝廷正式授官。永泰元年春，守边七年的甘州刺史张瓌，以积劳成疾为由请求朝廷派人接替。此时，河西正处于抗蕃不利局面，杨休明遂责令甘州守将毕温等人临时接管州务，并令张瓌离任。但张瓌随即公然与杨休明对抗，他“诈称节度”“伪立符敕，矫授旄麾，动摇军州”，还勾结戎狄势力。杨休明牒令一位姓张的判官和关东兵马使联手拘禁审问张瓌，这场由伪造文书引发的地方叛乱，于当年秋季彻底平定。

　　根据唐代律法，张瓌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触犯律法，但在敦煌文书中却没有看到审理张瓌的判决结果。从文书中现存的关于张瓌之乱的详细记录来看，他的作乱全程涉及多种伪造行为，是目前存世极少的、能与传世唐律条文精准互证的唐代伪造犯罪典型案例。

　　《唐六典》记载，皇帝制书可用于“授大官爵”，委任节度使的制书上会加盖皇帝“八宝”之一的皇帝信宝。作为河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河西节度使的任命要由皇帝制书授予官职。据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记载，官员任职时还会持有朝廷签发的告身，其上加盖吏部或兵部的官文书印。因此，张瓌诈称自己是河西节度使，涉嫌伪造皇帝信宝、制书、官文书印、官文书（告身）。

　　敦煌文书还记载张瓌“伪立符敕，矫授旄麾，动摇军州”。想要掌控河西兵权、号令各军州，他必需伪造发兵符与发日敕两样绑定使用的调兵凭证。发兵符是唐代通行的铜鱼形制，一分为二，左半片收在长安大内，右半片提前下发至边州军府留存；发日敕是配套下发的官方调兵文书，明确标注发兵人数、开拔日期与目的地。《公式令》规定，调发十人以上兵马、物资时，必须将发日敕与铜鱼符的左半片一同密封送达地方，勘验左右两半鱼符完全吻合，且文书内容与符契信息完全对应，地方官才敢奉旨发兵。据此推断，张瓌不仅私造了整套铜鱼发兵符，还伪造了发日敕，以此号令河西各军州。梳理清楚张瓌的每一项违律行为，再对照《唐律疏议》的条文规定，便能完整厘清唐代律法对不同层级伪造行为的定罪与惩处逻辑。张瓌作乱的每一项行为都对应着唐律里不同层级的伪造重罪：要假冒河西节度使，就得先伪造皇帝任命的制书和任职告身；要调动军队掌控兵权，就得伪造调兵必须的铜鱼符与发日敕；所有这些伪造的文书和凭证，都绕不开伪造皇帝御宝、官文书印。

　　关于伪造皇帝信宝。根据唐律，皇帝的玺印称为“宝”。皇帝信宝与传国神宝、受命之宝等合称皇帝“八宝”。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的玺印都属于御宝。《唐律疏议》规定，伪造包括皇帝信宝在内的御宝，是“大不敬”，属于“十恶”重罪，伪造者处斩刑。

　　关于伪造皇帝制书、发日敕。《唐律疏议·诈伪律》中“诈为制书及增减”条规定，“意在诈伪，而妄为制敕”。唐代皇帝发布的公文有制、敕、册三种形式，具体包括制书、发日敕等七种公文。律条禁止以书面、口头形式伪造皇帝制敕以及增减其内容，否则将以绞刑论处。据《宋刑统》记载，开元二年（714年）的一条敕，改变了《唐律疏议》对伪造制、敕、官文书印的刑罚，规定伪造制、敕、官文书印的首犯，处以斩刑；如果使用伪造的官文书印来伪造官文书，处以绞刑；首犯在执行斩刑、绞刑之前，还要先决杖一百。

　　关于伪造官文书印。唐律严格区分皇家御宝与官府的各类官文书印、其余印（州等官署公文的封套印和用在官畜身上的印）。《唐律疏议·诈伪律》规定，伪造官文书印、伪写官文书印文的处罚最重，将处以流刑二千里。此条用“伪写”，没有用伪造，是为了与伪造皇家玺印区别开来。

　　关于伪造官文书。《唐律疏议》规定，伪造公案材料及符、移、解、牒、钞券之类的公文、票证，以及增减其内容的，处以杖刑一百。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符有别于前文所述的发兵符。《通典》记载，唐代官员通过任职考核，会由朝廷发放符，并在上面盖印，即所谓告身。可见，告身是一种符，属于官文书。因此，根据《唐律疏议》及开元二年敕的规定，如果张瓌伪造、假传制书与发日敕，还伪造告身并加盖伪造的官文书印，将先受杖刑一百，再处以斩刑。

　　如果从现代视角来看，张瓌涉嫌的伪造犯罪，类似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对比《唐律疏议》与现行刑法，二者存在不少相通之处：古今涉嫌伪造犯罪的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无论本身是否具备制作公文印章的职权，都可能成为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对象上，唐代律法规制伪造印信实物与伪写印文行为，当代刑法同样涵盖这两类情形。不论是唐代还是现代，为牟利出售伪造公文印信的行为同样入罪，参与伪造犯罪的共犯，也都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唐律疏议》条文虽细密详尽，却仍存在立法疏漏。唐律中，为骗取朝廷官职、规避罢官处分而伪造官文书的，会在欺诈得官的罪名之上加重二等处罚，但这一条款只适用于通过欺骗手段获得朝廷正式任命的情形，并未覆盖张瓌这类没有朝廷授官，而是依靠伪造文书假冒官员作乱的情况。即便这类假冒官员的行为，对地方秩序造成的破坏并不亚于诈取官职，仍无法适用加重处罚条款。

　　此外，《唐律疏议》还惩治出借、借用行为。出借伪造的玺印、官文书印，借用伪造的玺印、官文书印并且加盖在公文或者封套上的，也依照伪造玺印、官文书印处罚。如果没有使用盖了伪印的文书，将比照已使用减等处罚。针对官府主管官吏，法律还设置特别罚则，如果官吏为逃避文书积压追责，私自伪造、改动官文书，除本罪处罚之外，额外加刑八十。

　　从古代动辄重刑严惩，到现代宽严有度的刑罚体系，法律始终守护国家公文、印章的公共权威，而古今立法的得失与变迁，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法治文明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切口。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