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的一天，傅老板来到我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检察官，我被人在境外法院起诉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傅老板做跨境浴帘生意十几年，产品远销十余个国家，年销售额达2000余万元。那年4月，他收到一封来自境外法院的邮件，称其销售的浴帘花型侵犯版权，要求下架并赔偿5万美金，账户也已被冻结。

　　傅老板说：“半年多来，我向很多部门求助过，可都说这是涉外民事纠纷。咨询的律师说，打这样的官司要花几十万元，一打就是一年半载。”

　　我们看了傅老板带来的资料，发现是浙江绍兴的一家公司在境外法院起诉的，表面上看证据确凿。傅老板急切地说：“我看到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里，你们院办理的‘纺织品花型著作权虚假诉讼监督案’，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你们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像他这样被起诉的跨境电商，还有几百家，整个行业仿佛一夜入冬。

　　版权登记在境外，冻结其账户的法院也在境外，我院有管辖权吗？该如何调查取证？办公室讨论激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检察机关不管，“傅老板们”就真的没有出路了。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关键点在于版权登记证书。通过查询境外版权局官网，我们发现两条线索：一是证书上的版权所有人均是曾某；二是傅老板曾于2023年6月从图库网站购买过该花型的使用权，但曾某登记的创作时间是2023年12月，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我们立即联系图库网站，并奔赴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调查，发现曾某曾多次试图买断网站部分热销花型的版权，均被拒绝。既然如此，他又是怎么成为“版权人”的？

　　带着疑问，我们对这些花型做了“数字体检”，结果令人震惊：曾某用来起诉的花型，有的有原始作者，有的早已进入公有领域，还有一个直接抄袭了知名艺术家威廉·莫里斯1883年创作的《草莓小偷》——100多年前的作品，竟然也被登记成了原创。

　　我们还查明，部分被曾某起诉的跨境电商在绍兴柯桥，根据我国刑法的管辖原则，检察机关对这个涉外案件有管辖权。2025年1月，我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曾某等人很快落网。

　　审讯时，曾某辩称：“我有境外版权局的登记证书，怎么就不是权利人？”我们直击要害：“把别人现成的作品拿来登记，就算有证书，你也不是真正的权利人！”他又说：“法院都判我胜诉了，凭什么说我是犯罪？”“无论在中国还是境外，版权前提都是独创性。你虚构版权，提起虚假诉讼，索要高额赔偿，这不是诈骗是什么？”经过多轮释法说理，曾某自愿认罪认罚。

　　经查，曾某等人选取热销花型，在境外虚假登记，假借维权之名，以他人侵权为由，委托律师向境外法院批量起诉国内跨境电商，通过判决或和解获得赔偿金。今年1月，经我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曾某等人有期徒刑。

　　刑事案件判决了，但境外还有几百起民事诉讼未结。我们主动对接曾某在国内的代理人，引导其依法妥善处置境外系列诉讼。

　　不久后，傅老板兴冲冲赶来：“检察官，事情解决了！境外律师撤回所有诉讼，几百家店铺的账号解封，挽回损失3000余万元。我们又能安心地面向全世界做生意了！”

　　一句“安心做生意”，是对检察工作最大的肯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保护的是真创新。我们相信，当傅老板走出国门时，带出去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浴帘，还有一份对中国法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