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数字分身技术日新月异，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AI盗脸等个案侵权纠纷，更对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一系列根本性挑战。尽管AI企业可以通过授权、删除、退出等机制，为个体设置一条拒绝被数据滥用的通道，但在实践中，普通人想要真正行使拒绝的权利仍存在较大阻碍。这也抛出一道现实之问：我们能拒绝被数字化吗？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韩旭至解释，数字社会中，个人拒绝权是指个人对特定数字化应用或其结果享有抵制的权利，包括删除权、“被遗忘权”、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离线权”，等等。但“拒绝困境”在于，即便存在拒绝的制度依据，个人也难以真正实现拒绝权。比如，当一个人的脸被“喂”给大模型后，他是否有权要求模型“遗忘”自己的数据？当企业未经授权训练出员工的数字分身，员工是否有权要求删除？他强调，拒绝权不等于拒绝数字化。它不是在号召人们退回“前数字时代”，而是为个人在数字社会中保留一个“说不”的合法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李晓辉认为，“拒绝困境”是数字时代权利运行机制困境的一个缩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人是否有“说不”的权利，而是权利在现实中能否有效保护。此外，大量隐性的“微侵害”行为使得个人在信息保护方面想要诉诸法律救济时面临诸多困境，如维权成本高、因果关系证明困难、赔偿数额低等问题。

　　那么，面对这些数字分身提出的新问题，法律该如何回应？

　　李晓辉认为，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法律挑战，不应急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体系，现有法律能直接适用的，直接适用；现有制度需要“拉伸”才能适用的，适度延展。

　　李晓辉表示，当私权救济失灵时，公益诉讼可能会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关键性制度工具。她观察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以后，民事诉讼并没有爆棚，反而是公益诉讼类案件在快速增加，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数字分身引发的相关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副教授颜卉对此也持相同立场。她认为，在公益诉讼制度完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AI发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纳入立法视野。比如针对数字分身一类的侵害，采取以“妨害”取代“损害”的预防性规制措施，无须等待损害结果发生，只要风险阈值超标（如企业已批量采集员工生物数据），相关法定主体即可提起公益诉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鹏认为，现有的肖像权、声音权保护框架主要是以物理世界为预设的，难以应对数字分身带来的全方位人格复制问题。因此，他主张可以建立独立的“数字人格权”或“数字形象权”。在立法层面明确，个人的面部特征、声纹、体态、表情风格等生物识别信息以及其数字分身均受法律保护，未经许可不得用于商业性数字分身生成。在此基础上，可以实施数字分身“登记加标识”制度。对于面向公众传播的、具有商业用途的数字分身，要求运营主体向监管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并在生成内容中嵌入不可篡改的标识信息，目的是在出现问题时能够溯源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