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少年意气，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绝唱，是新乐府运动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旗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唐代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精通律典的法律专家。他曾任刑部侍郎，最终以刑部尚书致仕，留下了著名的拟判集《甲乙判》，更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的“姚文秀杀妻案”中，以一篇掷地有声的奏状，纠正了刑部与大理寺的错误判决，为后世留下一场关于“斗杀”与“故杀”的经典司法辩论。

　　据记载，长庆二年五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家暴命案。姚文秀将妻子阿王毒打至遍体鳞伤，阿王当夜便不治身亡。案件上报后，由大理寺进行审理。按照唐代的司法制度，死刑案件必须由刑部复核，最终奏请皇帝裁决。然而，大理寺与刑部的判决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援引《唐律疏议 斗讼律》中“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的规定，认为姚文秀是因为“怒妻有过”才动手打人，属于“有事而杀”，因此不应定为“故杀”，而应定为“斗杀”。按照唐律，杀妻属于“十恶”重罪中的“不睦”，本应从重处罚，但故杀者斩，斗杀者绞，若以斗杀定罪，显然有轻纵之嫌。

　　这一判决遭到了大理寺司直崔元式的强烈反对。崔元式指出，《唐律疏议》明确规定“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斗杀的前提是双方互相争斗、互相殴打，而该案中阿王被打得遍体鳞伤致死，姚文秀身上却“一无损伤”，根本不存在“相击”或“相争”的事实。既然两人并非互殴，姚文秀又对妻子“蓄怨怒”已久，其行为显然应定为“故杀”。大家各执一词，案件陷入僵局，最终上报唐穆宗。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也为此事上书皇帝，写下了著名的《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白居易的奏状直指大理寺与刑部法律解释的根本错误。他敏锐地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无事而杀”中“事”字的理解。大理寺与刑部将“事”泛化为一切事情，认为只要杀人有理由，就不是“无事而杀”，也就不能定为故杀。白居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解释是对律文的断章取义。《唐律疏议》原文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这里的“事”与“斗争”紧密相连，特指“争斗之事”，而非其他任何事情。白居易用归谬法有力地反驳了对方的逻辑：“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

　　接着，白居易进一步阐明了斗杀与故杀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斗杀是指“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行为人原本没有杀人的故意，只是在偶然的争斗中失手致人死亡。而故杀则是行为人本就有杀人的故意，借机实施杀人行为。具体到该案，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其行为绝非偶然失手，而是蓄意施暴致人死亡，“此非故杀，孰为故杀”？针对大理寺援引的过往斗杀致死判例，白居易也进行了有力驳斥。他指出，这些案件都是真正的斗殴致死，与姚文秀单方面毒打妻子的案件“情状不同”。即使之前的判例是正确的，也不能适用于本质不同的案件。如果机械地遵循先例，只会导致“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的恶果。

　　最后，白居易提出“狱贵察情，法须可久”的司法观念。认为断案最重要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体察情理；法律的解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唐穆宗最终采纳了白居易的意见，下敕将姚文秀“决重杖一顿处死”，并明确指出：“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

　　姚文秀案虽然尘埃落定，但后世律学家们对该案的讨论不绝于耳，薛允升、沈家本等都曾援引过该案。“斗杀”与“故杀”的区分问题，也成为中国法律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唐律到宋刑统，再到明律、清律，立法者和律学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长达千年的讨论。

　　《唐律疏议》对“斗杀”与“故杀”的区分相当精密。它以行为人有无“害心”为核心标准，同时规定了一系列客观判断规则：“斗而用刃者，与故杀同”，因为刀刃本是杀人凶器，用刃斗殴显然有害人之心；“虽因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法”，争斗结束后又返回伤人，说明行为人已经冷静下来，此时再动手就是蓄意杀人。这些规则既考虑了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又提供了明确的客观判断标准，便于实践操作。到了明代，《大明律》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这一修改删除了唐律中“斗而用刃与故杀同”和“绝时而杀伤从故杀”的重要规定，将所有斗殴致死的行为，不区分作案工具和犯罪情节，都定为斗杀。后来，明律又加入“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曰故”的小注，将故杀的认定标准完全主观化。

　　这一变化遭到清代律学家薛允升的批评。他在《唐明律合编》中提出：“甚至刃伤过多及死者已经倒地，并死未还手，恣意迭殴者，亦谓之斗。天下有如此斗殴之法耶？”薛允升认为明律的规定导致故杀的认定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临时有意欲杀”是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很难用证据证明，行为人可以狡辩自己“无心致死”。这样的定罪标准将导致大量本该定为故杀的案件被降格为斗杀，量刑从斩刑减为绞刑，实际上轻纵了犯罪。

　　薛允升的批评切中要害，明律的修改看似简化了法律条文，实则破坏了唐律精密的逻辑体系，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和不公。清末沈家本在《论故杀》一文中对薛允升的观点持肯定态度，并从律文义例的角度指出明律这一变化存在“故杀界限混淆，有意杀伤难辨；单方追殴仍斗，相击之义未符；金刃洞胸难别，情凶近故失当；凌弱无抵科斗，斗殴强为两分；字义自相矛盾，诸律不能贯通；刑讯逼供取词，凶狡反得轻纵”的六大缺陷。清律承袭了明律的规定，直到清末修律，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而“斗杀”与“故杀”区分所涉及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之关系等核心问题，至今仍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

　　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在他的奏状中表明，判断一个行为是斗杀还是故杀，不能只看有没有争斗的形式，更要看行为的本质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狱贵察情，法须可久”是白居易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司法审判不能机械适用法律条文，而应当深入探究立法本意，体察案件的具体情况，维护最基本的情理和正义，这既是对白居易最好的纪念，也是法律人永恒的追求。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律学知识体系研究”（25BFX1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