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萨缪尔森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归结为增进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三项职能。

　　不应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是“多了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但是当用刀砍或鞭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计划人员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的主观臆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从而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

　　不应违反竞争规律。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因为，只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最后使消费者受益。显然，已经占有市场的企业是不欢迎竞争的。以前有一种提法是“反对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如果单纯反对重复建设的话，就会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后来这个提法改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就对了。只要新的竞争者合乎条件，又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较差的、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使消费者受益。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鼓励竞争。反垄断不是一般地反对某个或某些企业占有垄断地位，因为有些行业本身门槛就比较高，不可能让很多企业进入。但关键是要反对这些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反垄断法》应该加以制裁的。

　　改革审批制。我国是审批事项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国务院发布了6 次减少审批事项的规定，但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审批事项还是不少。

　　审批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审批的权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诉申请者。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通过市场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一定要把微观决策权交给企业经营者。企业的经营者应当在微观层次上对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包括计划、组织、财务、人事、销售、生产、技术等方面）有充分的决策权。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以不侵犯企业经营者的微观决策权为前提。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对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施加影响，但不应当代替企业进行决策。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不断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从对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到必要的补充。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就是在土地、资金，包括贷款等等方面，要一视同仁。

　　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够使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能够使消费者最终受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我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时曾经提出，要建立社区银行。因为，一方面民间有大量的资金没有投资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业需要资金又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给民营小企业钱。因为，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区银行就可以为社区内的群众和小企业服务。社区银行最了解社区的情况，又没有历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区里是无法立足的。在美国就有大量的社区银行。

　　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也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决策权通常可分为选择权和制约权两种类型：选择权是指从各种行动方案中选择一种方案（即决策）的权力，是决策权中的基本部分；制约权则是指否定或增加某一行动方案，改变决策目标或条件的权力。

　　多年来我国经济决策的选择权一直在国家计划部门、地方计划部门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计划司局之间分配，但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分配模式来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

　　适当集权虽然有利于克服决策的分散性、短期性及妥协性，但还不能克服决策的主观性及机械性。由于计划人员往往是根据其个人对客观情况的了解及分析，以及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做出选择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使决策带有主观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央计划人员往往热衷于推行一种“统一”的模式，喜欢“一刀切”，并过分强调计划的指令性，对地方上的具体条件及困难考虑较少，因而会使决策带有机械性。

　　集权和分权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当前应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使其权责对称。

　　二是合理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众所周知，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当先有周密的计划。从这一意义上说，领导者的首要职能就是计划。为了帮助领导者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并形成计划，就必须设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计划部门。

　　在实行中央计划体制时，计划部门的权力是很大的，许多有关决策都由计划部门做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计划部门的职能也处在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其决策权有所减少，其名称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转变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转变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但从根本上说，计划部门的计划职能和决策职能并没有分离。从而使计划部门难以充分发挥其对发展与改革进行全面策划的功能。

　　三是加强制约权的运用。要克服决策的主观性、机械性、分散性和短期性，就必须要加强制约权的运用。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法治，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民主决策的制度及程序，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作用。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专家学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努力实践，通过深化改革为全社会创造更多的红利。

　　以上选自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