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号礼拜天，我打开微信，多位好友发来信息：成思危先生在凌晨不幸因病去世。乍闻噩耗，我感到巨大的悲痛，甚至说不出话来。我的一位老领导，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在惊闻消息之后感叹：“Mr.Cheng Siwei was a national treasure of China and one of its leading thinkers.”是啊，中国的经济金融界，痛失一棵参天巨树。对我个人来说，也失去了一位长期以来对我赞赏关爱有加的敦厚长者。

　　一天以后，成思危先生的学生、同为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友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找到我说，先生的学生和故旧在写一些纪念文章，他的女儿希望能集结出版，并问我可不可以写一个文章，回忆纪念先生二三事。我欣然从命。愿自己这篇小小的纪念文章，能够留存与先生交往的一些点点滴滴。

　　我和成思危先生初次相识是在2007年。当时我陪同我的导师，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莫顿来中国访问。当时正是中美之间进行第一次经济对话之际，莫顿教授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的经济官员进行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解中美经济合作和争议的背景以及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以便回到美国之后可以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界的朋友进行宣传。经一位好友安排，我们拜会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成思危用英语和莫顿教授展开了非常热烈的探讨，话题广泛而深入：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中美经济和文化界的交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的各种举措等。成思危侃侃而谈，涉及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各大领域，从保税区和自贸区的建设，到创新创业发展，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知不觉中，半天时间很快过去。成思危先生的健谈、渊博和坦诚，给莫顿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后莫顿教授跟我说，他接触过不少的中国政府官员，包括很多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但是在这一次的交流中，他的体会和收获特别的大，因为成思危先生所谈的各个领域，都是他自己长期亲身实践并有深刻体会的领域。至此，两位中美经济界的大家开始了他们的长期友谊。双方都多次邀请对方来访，参加各自举办的活动，展开了全面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成思危高度关注中外经济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在他的主持牵头下成立的北京国际金融论坛成为中外之间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我也有幸蒙他邀请参加其中一些活动。

　　2009年，时任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的我，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邀请——成先生邀请我加入由他主持的虚拟经济研究中心的海外知名专家学者团队。我欣然接受邀请，成先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成先生的鼓励和中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之下，由海外各方参与、中科院虚拟经济研究中心主持设立的关于虚拟经济和创新创业研究的海外知名专家团队顺利组成。几天紧张的会议结束以后，成先生邀请我们来到苏浙汇共进晚餐。那天晚上，我感觉成先生在他平时的健谈和慈祥之外，稍微显得有一些疲惫，精力不是那么的旺盛。我还以为是当时炎热的天气所致，事后很久才知道，当时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以前。在那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手术，是带着虚弱的病体来为我们这几位专家践行。海外知名专家学者团队成立之后，各位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很多贡献，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成先生事后多年仍然记得我在这一团队中担任的工作，并且一直表示希望我能够回到中国科学院来全职工作，爱才之心溢于言表。我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无法放弃在哈佛的教职，所以没有能够很爽快的答应先生的要求。至今想来，仍然觉得有些愧对先生对我的看重。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任教的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手，在北京共同举办为期三年的针对中国的风险创投和私人股权投资的中美联合高管培训项目。我担任该项目的美方联席主席。中方的联系主席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廖理。成先生作为中国的风投之父，最早提出在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风险创投行业。早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先生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2003年，在成先生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了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对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中国风投和私人股权行业培养领军人才的做法，成先生表示非常支持。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女儿，著名的投资家成卓女士，以及她新婚不久的丈夫，时任发改委财经司副司长曹文炼先生，也都对该项目的启动投入了巨大的心血。该项目一经推出，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每年为中国培养数十位VCPE界的优秀企业家。中国风投和私募界的多位领军人物，包括熊晓鸽、赵令欢、靳海涛、邓峰等等，也纷纷来到这一课堂为学员们授课。

　　2012年，我从哈佛商学院转任英国牛津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终身职正教授。不久以后，成先生在一次对欧美各国的公事访问中，顺道来到牛津大学。我和牛津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Roy Westbrook教授一起接待他。成先生一见到我，就对Westbrook教授说，”恭喜你们，把他从哈佛大学挖到了牛津大学。不过你们可得把他看好了，因为我们也一直想把他挖回中国。都好多年了，还是一直没能如愿。”说完哈哈大笑。席间，我们宾主交流非常热烈，成先生长期兼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学院院长，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国商学院和国际商学院的接轨等等，都有很多心得。这次来访，他是非常诚挚地希望能够加强国内和牛津大学在科研和教学等各方面的合作。可惜的是，由于事先未能知晓成先生将会来访，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Tufano教授当时正在美国，无法与成先生会面，这一遗憾一直到2013年才得以弥补。在酒宴结束时，我趁机向成先生提出，希望他在第二天能够到我在牛津商学院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金融热点问题课上做一次嘉宾。成先生欣然答应。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我们的课堂上，对几十位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侃侃而谈，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的经济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交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机会。在演讲结束以后，他又不厌其烦地为数位同学解答他们提出的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有关的问题。他的耐心谦和给我与学生们都留下来深刻印象。演讲结束以后，我陪成先生在牛津商学院做了简短的参观，并且在商学院门前合影留念。

　　2013年，国内的一些朋友准备筹建一个私募股权的学术型论坛。希望我能够帮助邀请成先生担任论坛的主题演讲嘉宾。我专门趁成先生方便时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成先生非常忙，来访的客人一批又一批，但是当他听说我们正在准备进行的活动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宣传股权投资，表示自己非常愿意支持。当时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并没有考虑得非常周到，事后看来给成先生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因为考虑到邀请海外人士参与会议的方便，我们最终设计的主会场是在香港。但是成先生赴港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可是因为时间已经很紧迫，手续无法按时办完。当我们都觉得可能会非常遗憾，成先生可能因为程序的问题没法来支持我们的这次活动时，成先生表示，虽然无法违背有关规定，但是可以采用变通的办法：主会场设在香港，而他的主题演讲安排在深圳。他说，参会的其他人可能要辛苦一点，在深圳听完他的主题演讲以后，再回到香港的主会场开始其他的会议议程。于是我们按照成先生的建议进行了相关安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想，如果换成是别人，因为有这么多的麻烦，可能早就婉拒，但是成先生承诺后就一定会做到。而且他在这一过程中想到最多的并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不便，而是可能会给大会的参与者带来的不便。

　　同样是2013年，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Tufano教授来访中国，在我的建议下，他专门拜会了成先生。双方对于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未来在管理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系列合作达成了共同的意向。Tufano院长邀请成先生出席次年在北京举行的牛津大学中国商业论坛，担任主题演讲嘉宾。另外，我也诚挚地邀请成先生出席2014年10月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中国研究中心落成典礼。成先生表示，非常高兴看到牛津大学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交流合作。也乐于用自己的力量去促成这些深入的交流合作。一年以后，2014年秋，牛津大学中国商业论坛如期在中国北京的王府半岛酒店举行，成思危先生做主题发言。他面对在场的数百位牛津大学校友以及嘉宾，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讲了约40分钟。如同往常的演讲一样，他不用稿子，对很多的金融数据也是信手拈来，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在演讲中，他针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中国股市未来的走向，给出了比较权威的解读。针对当时国际上有一些对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担心，成先生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给出了乐观预测，告诫外界对中国经济下滑不用过分担忧。他的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同时参会的嘉宾还有前英国贸易与投资大臣，汇丰银行董事长Stephen Green爵士，是成先生多年的老朋友。那一天，成先生问我，Stephen Green爵士什么时候来？我告诉他，因为交通拥堵，可能会晚一些才能到，他表示遗憾，说这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必须要先走一步，让我代为向Green爵士问好。等到Green爵士到来以后，我向他转达了成先生的问候。Green爵士也觉得非常懊悔和遗憾，错失了这一次和老朋友见面的机会。据我了解，这是成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并且发表演讲的公开活动。成先生一直很关心关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落成典礼。期间通过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女士，也一直和我就此问题保持着联系，可惜因为身体的原因最后成先生未能成行。

　　前不久，成先生刚庆祝了80大寿。他写作了一首《八十回眸》：

　　畅游人间八十年，

　　狂风暴雨若等闲。

　　雏鹰展翅心高远，

　　老牛奋蹄志弥坚。

　　未因权位抛理想，

　　敢凭刚直献真言。

　　功成名就应无憾，

　　含笑扬眉对苍天。

　　其中，“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可惜斯人已去。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以留作纪念。先生的陨落，我失去了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者，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更是巨大的损失。先生虽然驾鹤西去，但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他的道德风范，都将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永存。我已经遵循先生多年的期望，回到了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和北大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未来我将以先生作为楷模，为我国的经济和金融深化改革贡献自己的心智。谨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