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先生于2015年7月12日去世，享年八十岁。以他高大的身形、旺盛的精力、平和的性情、优良的保健，去世的消息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一个月前，成先生八十岁生日有自寿诗云：“未因权位拋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成思危女儿：以父亲八十自寿诗答谢凤凰网友慰问，凤凰网2015年7月12日）他的学生则称：“先生是极少数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7月12日，@光远看经济，新浪微博）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但是，在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成思危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位在“忠”“孝”之间不得不作出取舍的人。而这，源于他的家庭。

　　成家的政治光谱之宽广，被历史裹挟之深刻，且每一位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表现出的鞠躬尽瘁，堪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标本。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母亲萧宗让（1905-1964）是留法学生。父亲成舍我（1898-1991），早年入国民党，后脱离，曾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翻译列宁《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新青年》1921年6月1日），后逐渐形成独立思想和选择。成舍我26岁时，以200大洋在自家房子里创办《世界晚报》（1924），继而创办《世界日报》（1925）、《世界画报》（1925）、《民生报》（1928,南京），力图“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就在成思危出生后的三个月，《立报》（1935）在上海创办。头一年，1934年，成舍我曾因揭露汪精卫手下贪污被关押。他的名言“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给中国报人以持久的荣耀。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成舍我被迫放弃一地又一地报业，在香港、桂林、重庆一地又一地重新创业；1952年去台，1956年，创立“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即世新大学前身。1988年报业解禁，他以90岁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成舍我一生秉持非党派立场，不受强权与金钱控制。在第三势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办报到企业家办报，如若不是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或许世界上会有最大的成氏报业王国也未可知。

　　1930年，成舍我曾游历欧美参访新闻业。他没在海外久留是因：“父母在，不远游”，“吾辈未来之岁月方长，而侍父母之日则很短”。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却踏上了流亡之路。1949年，举家去往香港。行前，身为地下党员的女儿成幼殊恳请父亲留下，建设“新中国”，被成舍我拒绝。

　　成思危与同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接受共产主义思潮，在香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倾向革命。为此，他与父亲在家中时有争吵。1951年，他以回国求学的理由知会母亲，只身携带一只手提箱回到广州。他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在“忠”和“孝”之间选择了“忠”。而当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接受所“忠”之背后的制度、体制、思想体系以及命运安排。

　　成思危先在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然后，他去了华南工学、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专业（1952-1956）。从此，进入化工领域。

　　回到内地填写家庭出身时，成思危填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属于三大敌人）。原以为，背叛父亲和家庭，投身红色中国，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怎料，由于海外背景和家庭出身，他被当成“特嫌”，“文革”期间，一度被弄去烧锅炉。就在不见天日的时刻，1972年冬的一天，他接到指令说妹妹成露茜来到中国，要他去见。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供外国人居住的北京饭店，敲开门，兄妹依稀认得少年模样，却一时语塞，是妹妹一声“哥仔”的呼唤（成思危：“永远的女斗士－我的露茜小妹”，在Lucie追思会上的发言。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将“冷冻多年已经麻木的亲情”唤醒。他得知，母亲因思念，写过数百封信，都是石沉大海，已罹病早逝，享年不到60岁。

　　周恩来向成舍我问好，并说：“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只此一句，成思危的家庭成分由敌人变成了朋友。从此，他的境遇大为改善，被调到北京。此前，他在化工部几个设计院转，沈阳、华北、天津。1981年，在妹妹和父亲的帮助下，他得以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书，成为中国最早获得MBA的人，从而有了后三十年在管理科学和财经领域的作为。

　　过去二十年，是成先生身份角色最多，责任最重的二十年。1994年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95年加入民主党派民建中央，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6-2007），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2008)。除了教学、科研、学术，他也是在世界范围行走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使者。

　　成思危不是在体制内的官僚系统内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而是由于命运的戏剧性转变，使他从被排斥的一个基层普通科研人员，到被信任，委以重任。早年，成思危一心想为国尽忠时，无门；后来，则是国家需要成思危。毫无疑义，成思危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后人所看到的成思危，是这个成思危，而不是早年的成思危。

　　随着民国人物在大陆逐渐解冻，成思危的传奇身世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当成思危先生被媒体问及如果时光倒流，还会不会做那样的选择？成先生没有我们期待的：“不会”，而是说，还会做同样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回答时，外表平静。说到曾经遭受的委屈，也只用“迷茫”二字，没有“后悔”。

　　1951年，成思危是把父亲当作“守旧势力”的，他喜欢巴金《家》中的觉慧，冲破束缚，追求理想，心怀“对新中国的憧憬”。父亲的伤心和恼怒可想而知，1951年端午节，他有一文：“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自由人》，1951年06月）。

　　文中写道：“佳节思亲”，乃人类天性的表现。他痛斥“叫人们废弃‘亲’的观念，父子、兄弟、夫妇、亲戚，要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大义灭亲，去亲手枪毙自己父母”的做法。他说：“世间最非暴力所可有效镇压的，莫如人心，及天伦之爱。”

　　少年成思危之否定父亲，是因为他太年轻，对于父亲的了解也不够。当他自己成为父亲，经历磨难，对父亲的理解才有所变化。从已经披露的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父子短暂的接触：

　　第一次，1979年9月，在分别28年之后，相聚在洛杉矶小妹家。父亲时年81岁，成思危44岁；

　　第二次，1983年，成思危获得MBA。成舍我从台湾回到美国。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待时机合适，去台湾地区子承父业。但是，成思危觉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

　　第三次，1985年在美见面。成舍我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

　　第四次，1988年，在香港见面。成舍我特意要成思危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

　　第五次，1990年，成思危第一次去台湾。为母亲上了坟，在医院陪护父亲，他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临走前一晚，他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父亲早上醒来没看到儿子，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又匆匆赶回医院。当成思危看到父亲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成思危，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他们预感这将是永别。翌年，父亲去世，成思危奔丧。

　　历史翻过了这一页。1998年，成思危在父亲百年诞辰时表达了他的感情：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成思危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成之凡（1928年生）和成幼殊（1929年生）。她们的母亲杨致殊（杨璠）女士，为杨端六先生胞妹，曾与成舍我一同艰苦创业，后离异。大姐成之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1951年去法国。她被余光中夸赞“成之凡，成之不凡”，心有四窍：作曲、绘画，写诗，收集中国宫廷的古装。不仅如此，成之凡还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新四军。1949年，成幼殊和生母从香港回到内地。1950年加入外交部，后作外交官，出使联合国，现在北京离休。她的诗作《幸福的一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对于弟弟影响至大，不知她如何反思在大时代之下的家庭与个人命运，只见她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小说更像‘小说’”。

　　成思危之后，萧宗让又生了两个女儿成嘉玲（1937年生）、成露茜（1939年生）。小妹成露茜，亦多有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她是UCLA社会系教授，创建并担任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16年，关注性别、种族、阶级领域，以及底层弱势群体权利，热衷社会实践和运动，1985年在洛杉矶获教育女斗士奖（Woman Warrior Award in Education, LA,1985）。1972年，她只因寻找哥哥姐姐的念头，勇往直前。父亲晚年，将《立报》交给她接掌。她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创办《破报》和各少数族裔语种的报。大妹成嘉玲是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世新大学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