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5月4日电（记者 肖戎川）4月28日刘若英执导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上映，当天票房便突破2.8亿，成绩喜人。但随后有不少影院反映，该影片在开场前出现大量集中退票情况，实属异常。在媒体跟进调查后，发现退票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通过第三方平台所销售的票，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

　　《后来的我们》电影海报。

　　多方各执一词 退票风波陷“罗生门”

　　随着退票风波持续发酵，国家电影局介入调查，29日，电影局有关负责人已对影片出品方、发行方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约谈，要求立即完善退票机制，认真查明存在的漏洞、进一步梳理情况、完善数据，形成书面报告报主管部门。并表示，一旦发现查明，将严肃处理。

　　随后，导演刘若英正面回应退票风波，称会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尽早查明真相。刘若英方表示，事件发生以来，团队也在持续与片方和发行方进行沟通，希望找出问题所在，查清事实真相。
5月2日下午，主要票务平台淘票票在官方微博发布说明，称从退票率和改签率来看，《后来的我们》的售票数据的确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如果在影片预售阶段，通过虚购票来粉饰预售数据，欺骗影院达到提升排片目的，在排片占比冲高之后再大量退票，将严重涉嫌商业欺诈行为，应严厉追责。

　　5月2日，淘票票官方微博就《后来的我们》退票风波回应。

　　而作为该电影的制片、发行方，产生38万张退票的票务平台猫眼电影，俨然成为此次事件的重点怀疑对象，针对网上曝出的退票事件，猫眼在4月29日凌晨发布声明回应：截至4月28日23点，经排查，猫眼平台疑似被恶意刷票并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4月30日凌晨，猫眼就退票事件第二次回应，称有部分疑似黄牛所为的恶意刷票。

　　4月29日凌晨猫眼电影官微发布声明。

　　对于猫眼的回应，有分析称，在互联网平台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情况下，黄牛的生存空间早已被大大压缩，一部文艺片竟能引得如此多黄牛囤票，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退票，并不多见。
　　从造假者到受害者 院线经历了什么？

　　电影票房造假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此次《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算是开了票房造假的新模式，一部电影上映，主要需要走制片、发行、院线三个流程，而院线便是票房造假的主要平台之一。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电影还未完全市场化之时，制片厂与院线主要采用分账与买断两种制度，而在分账制度中，院线为了拿到更多的分成时常会在票房上做手脚，但在当时电影市场趋冷，并未受到过多关注。到2014年“偷票房”行为被电影局明令禁止，违规影院被公示曝光并处罚，近几年“偷票房”趋势有所收敛。

　　而随着电影市场的逐渐火爆，这块大蛋糕也引来无数人垂涎的目光。此时，制片、发行方为得到更多关注度进行营销，以求得到更高的排片率并打压竞争对手或获取商业利益，时常勾结院线制造虚假票房，这一阶段可以说是院线方最强势的时期，《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幽灵场”，为规范电影市场，电影局颁布了关于转发《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幽灵场”。

　　而此次《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事件中，一向强势的院线却成为主要受害者。有影城经理反应：“我们一家影城被退了三百多张票，比平常退的票多了数倍，很多场次出现大量空位，损失较大。”近期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电影购票线上比例达87%，网络购票已成为中国观众观影购票的最主要方式。可见，院线对于票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票务已经成为影片发行的重要环节之一。

　　应对票房造假2.0 我们总算学会了什么？

　　此次票房造假事件，使得该电影发行、制片、票务方猫眼电影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能看出票务环节在当前电影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此，资深电影从业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彭立认为，应该采取相应的反垄断机制将这些环节剥离。

　　他表示：“早年许多电影厂的发展方向便是做到制、发、放一条龙，但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垄断行为，我认为应该将其剥离。”

　　另一方面，在美国电影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在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其《派拉蒙法案》对于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依然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