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5月25日电（见习记者王晓芸）1958年10月1日，对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教授文传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他主导设计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进行无线电遥控着陆飞行获得成功。

　　这是我国试制的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之后，通过继续对“北京五号”进行试飞和调试，直到1959年2月，“北京五号”在成功地实现了无人驾驶飞行后，进行了一次鉴定飞行。飞机按指令徐徐滑跑和起飞，升入蓝空，作了爬升、下降、盘旋各种飞行模式演示后，遥控台飞行员遥控北京五号于指定位置和高度进入下滑道，准确地按自动着陆方案安全接地，滑跑并稳妥地停在了跑道上。

　　自此，我国实现了无人驾驶飞机历史上“零的突破”，也实现了文传源心里的那个空天报国梦……

　　大鹏劲搏壮志凌霄

文传源近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供图。

　　“我念大学时，正好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进攻中国的时候。由于旧中国大学几乎没有科研基础，常受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华儿女常为之义愤填膺。新中国成立后，受发展经济、热爱祖国、勇攀科学高峰思潮的激励，大家都很振奋，我就考虑到应该在科研上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因而提出研制无人机”，在谈到设计无人机的初衷时，文传源说。

　　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在当时“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局面下，的确困难重重。前来支援的苏联专家甚至直接表示，无法对这一课题提供任何帮助。

　　硬着头皮，也要上。

　　1957年9月，文传源团队开始草拟无人机技术方案和研制计划，计划经当时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武光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后，1958年6月29号，无人机研制指挥部成立，项目正式上马。

　　“时间紧，任务重，这给了我们很大压力，我们有自动着陆系统、发动机的控制系统等十二个大系统待研制”，文传源说。

　　为了提高效率，文传源带领团队通过倒排计划和顺排措施，采用重叠、交叉、穿插研制管理方案等措施推进项目。“倒排计划就是规划好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时候干到什么程度，把计划完成时间定下来；但必须还要有顺排措施，措施不到位，计划就可能落空”，文传源说。

　　一百余天的时间里，文传源带领团队熬夜工作是家常便饭，有时连着三天不睡觉，一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又赶快接着干。那段时间，繁重的工作使文传源的体重从53公斤迅速下降到44公斤。

　　“测试组的工作尤其重要，因为试飞过程中要测量，一般的试飞数据只是几个典型状态，不是全过程的试飞数据，所有这些参数都得从头进行试飞测定。”文传源回忆道：“当时苏联的测试仪表精度都不够。有些数据明显不合理，我们必须要对数据进行分析、修改，偶尔还要‘造’数据，但不是瞎造，得根据整个飞行器原来的资料，分析这个数据大致上是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判断，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下次试飞，把拟定的数据经过风险研究以后，确定一个数据，算出的数据再带到数学模型里，等到第二次试飞时对数据改进到基本上准确了，才可以使用。不合适的还要再次试飞，来回尝试才可以确定”。

　　“北京五号”无人机顺利实施无人起降资料图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供图。

　　最终，1958年9月中旬以前，所有十二个大系统全部研制完成并装机调试。10月1日当天，“北京五号”无人机无线电引导着陆试飞基本成功，文传源和团队用自己的阶段研究成果给国庆献礼。

　　“苏联专家在去观摩‘北京五号’试飞的路上还不相信我们能飞得好，在试飞成功后说，这要是在苏联要三个研究所做两年才能完成”，文传源骄傲地说。兴奋的他当时还作了一首诗：梅花二月迎新春，岁寒三友见真情。大鹏劲搏凌霄志，红日高去飘彩云。

　　爱生如子倾心育苗

　　在做好科学研究之外，文传源倾心教学育人，鼓励学生积极为中国航空事业做出贡献。

　　文传源对学生有个“特殊”的要求，他要求学生要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遇到不同观点要敢于争论，学生跟学生之间、甚至学生和老师之间要有“拍桌子”争辩的勇气。

　　“学生和老师作为社会成员是平等的，如果有什么争论，谁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尊重谁。有些学生不愿意发表意见，学生讨论的气氛不是很热烈，我觉得学生讨论或者争辩问题时可以面红耳赤，也可以拍桌子打板凳，但是打架就不行了”，文传源说：“我主张师生关系就是这样，不要太拘泥，要自然一点。同时我认为要发挥老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老师有老师的职责，要引导学生，在发泄完激情冷静下来后，又要继续进行文明讨论。因为目的不是鼓励拍桌子、打凳子，而是改变那种不愿发言、不愿辩论、更不愿争辩的冷漠的态度。在冲破这种状态后，就应加强文明讨论教育，提倡生动活泼和谐的争鸣气氛。”

　　除了学业上的督促，文传源还十分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待学生如家人一般。

　　1998年文传源八十寿诞，他和其他获奖者及校友一起，捐出了获国家级教学一等奖的全部奖金，设立“驭远奖学金”；2014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成立六十周年院庆，文先生再次为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发展基金捐赠10万元积蓄，交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用作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

　　“这些钱都是从我的工资里一分一分节省出来的。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如果这微薄的资助，能激发同学们的斗志，鼓励他们在学业上知难而进，就达成了我捐款的初衷”，文传源表示。

　　百岁仍思空天报国

　　文传源将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航空事业，1988年离休后，又毅然接受了学校的返聘，继续搞科研，还带研究生，直到2003年培养完最后两位研究生，这才算真正“功成身退”。

　　然而，身已退，心未远。文传源离休后基本建立了一个关于仿真学科的“相似理论”体系，1989年开始发表相关理论，2005年发表了三篇文章，2009年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深一步地论述这个问题，基本建成了“相似理论”体系。同时，他还关注综合系统论，1992年开始写第一篇文章，后来连续发表10多篇相关文章，基本建立了“综合系统论”理论体系。

　　师者仁心，壮心不已。

　　“北京五号”试飞成功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文传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左一）、校长徐惠彬（右一）陪同下上台发言。校方供图。

　　在今年5月20日举行的“北京五号”试飞成功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文传源也迎来了自己100岁的生日。学校考虑到文先生年事已高，欲在座位上为其颁奖，但是文先生坚持要求亲自上台，并用洪钟般的声音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座不少同志都参加了‘北京五号’的研制工作，我们克服了很大困难才成功。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也应该在宇宙探索中取得更大成就！……我现在力气太小了，年纪太大了，大家都比我年轻，未来靠你们了。不过，我不服气，我也不服老！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