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8000个光核桃
钟扬选择的工作地点是青藏高原。据估计，青藏高原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其中有1000个是特有种。而从钟扬的实际见闻来看，这个数字是被严重低估的。
“我从武汉调到复旦大学工作，但是我发现上海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在这个两个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的地区，集中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后来我申请了援藏。”
收集种子听上去可能非常浪漫，但其实过程中充满了许多艰难、甚至哭笑不得的故事。钟扬回忆了一种令人头疼的种子：光核桃。
“我们所有的桃子中间那个核是皱皱巴巴的，有皱纹，而它没有，是光的。这个桃子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目前查来查去，大概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藏药里面有少许的用途吧。但是我们需要它，也许它就像猕猴桃一样，多少年以后它终于可以跟我们的水蜜桃杂交了。
杂交完以后显然我们想它有什么优点呢？水蜜桃很好吃，那它有什么优点呢？它抗虫、抗病、抗旱、抗寒。所有这样的优点，我们就可以通过非转基因的方式，经过杂交，再加上自然选择，来获得一种新型的桃子品种。所以我们知道潜在的意义是很大的，在潜在意义没有兑现之前，要紧的是先把它收集起来。
一个桃子里面有多少种子呢？一个里面一颗。所以我先收集8000颗，8000个桃子，装了两大麻袋，把它运回拉萨放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如何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成了一个关键。如果有自动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也没有合适的尺寸。所以我就摆在门口，铺了一个台子，所有路过的汉族、藏族、老师、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
尝多少呢？7颗。我们认为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这7颗拿了以后，他们都非常淳朴，特别是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呸，然后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他们说：老师，你采错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
确实，我也知道不好吃，因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边给刷干净，刷完了以后用布把它擦干，擦干以后必须晾干，因为不能暴晒，暴晒以后种子质量就会坏。”
收集8000个桃子，也绝非逮住一片桃林“薅羊毛”。考虑到遗传间的杂交问题，两个样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因此，钟扬一天要走800公里。
“那个地方是高原，培养人特别慢”
尽管如此，钟扬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来吸引新的学生：“我每次做招生宣传都欢迎年轻的孩子们读植物学。我都讲请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这好像是我们八项规定以后比较少有的公费旅游的专业。大概能跟我们专业媲美的也只有烹饪系，他们还可以公款吃喝。”
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种子，钟扬还在西藏大学这个“世界最高学府”留下了其他“种子”。
“我说那个地方是高原，特别的慢，培养人特别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毕业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养的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
我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种子，或者像这样高劳动强度的、低回报的工作真的有那么大帮助。但是在西藏，我培养的藏族博士，他们毕业以后，至少这五个里面有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都在西藏工作。”
“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在“一席”的演讲中，钟扬曾经介绍道，在7年时间里，他的团队收集了大约1000个物种，占到西藏物种的1/5。从今年起，他们要在墨脱开始新一轮的收集。
“如果这样，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务。这样合在一起，我们大约能收集到超过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课题组都来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在未来的20年，我们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钟扬说道。
西藏的植物种子们还会继续迎来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团队中不会再有钟扬的身影。就像50年后，当上海临港滩涂上的上千株红树苗蔚然成林，曾许愿在林中漫步的种树人也再不会出现了。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只有光秃秃的海岸线，不像美洲和澳洲著名的海滨城市，拥有美丽的红树林。2007年，钟扬课题组购买了10种红树庙12000株，种植在了上海临港地区一块荒凉的滩涂上，不幸全军覆没。人工栽种的红树林最北不过北纬27度，而上海地处北纬31度。温度和盐分，是两大考验。
钟扬团队在温室中逐步对红树苗进行抗寒训练，并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的盐分。
经历了近10年的千锤百炼，新一批千余株红树苗安然度过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看不到这一幕，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钟扬在2016年的开春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