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向香港人传递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你要涉及贪腐，可能有51%的机会被抓。而且，就算只贪污几块钱，都可能被送上法庭。”郭文纬以香港近段时间的一个典型反腐案例来说明，“有个殡仪馆职员，向死者家属要了50块红包，随后被举报，廉署就对这个职员进行了调查，最后起诉，法庭判处其5个星期的监禁。”

　　而且，在香港，贪腐除了要承担监禁的刑罚之外，廉署还会对财产一追到底，令受贿罪完全没有机会享受财产。而且，在香港，廉署使不再接受贪腐的概念成为香港民众相关生活的一部分，超过70%的市民愿意实名举报，郭文纬说，“这是信心与决心的体现。”

　　【对话】

　　“廉署不存在‘制造案件’以求破案率问题”

　　澎湃新闻：超70%的香港民众会对贪腐进行实名举报，廉署是怎么确保举报人安全的？

　　郭文纬：香港廉署的内部保密制度做得很严密，除办案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可涉入廉署案件内容，除非案件已经移交法庭，一旦发生泄密，将处以严重的刑罚，将面临监禁。而且，为了保密，廉署控制办案人员人数。

　　澎湃新闻：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是还有待加强？

　　郭文纬：的确，我在内地很多学校讲座，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会给学生开设廉政宣传课程。在香港，廉署会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廉署人员还会走进社区办防贪讲座，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大中学生则要接受“反贪个案齐探讨”的廉署课程。相对来看，内地对公众的反贪腐宣传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曾有前香港廉署工作人员指出廉署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为增加破案率及民众满意度，不惜“制造案件”去破案。廉署具有独立性，并且有着“一人之下”的权力，如何能保证对其制衡和监督？近年来实现了吗？

　　郭文纬：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廉署虽然是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且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但同时也有审查贪污案件委员会、独立投诉委员会、法院、立法会等诸多机构对廉署进行内外监督。

　　澎湃新闻：多年来，香港廉署的肃贪经验及模式内地可否复制，一直都是各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你怎么看？

　　郭文纬：不可完全复制，毕竟内地与香港的实际情况有所区别，但是有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近期内地成立监察委员会试点，就是加强打击贪腐的独立性使其办案不受干扰，这就与香港廉政公署有相似之处。

　　“‘收50元红包被调查’在内地难实现”

　　澎湃新闻：“收50元红包被调查”，这样的反贪腐强度，在内地能实现吗？

　　郭文纬：内地对于行贿受贿的数额设定了红线，而且为了降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量，平衡资源分配，程度较小的案件就会交给行政部门自行处理，所以“收50元红包会判刑”的情况，现在看来在内地可能不会实现。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零容忍。

　　但十八大之后，内地“打老虎、拍苍蝇”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成效也很明显。在“拍苍蝇”的问题上，我觉得可以加重对公职人员受贿的惩责，一旦有受贿行为，即便数额很少，也应该辞退。因为大“老虎”被抓，普通老百姓会感觉这与自己切身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如果一个小贩去举报公职人员要克扣他的钱财，反而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澎湃新闻：对于监察委，你有哪些建议？

　　郭文纬：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看出中央的反贪腐决心。但是基层贪腐分子对监察工作的骚扰需要被重视起来，因为越是基层的地方，人情关系就越是集中。所以监察委员会不应设置得级别过低，最好只在省、市一级设立，不建议设立在县和区。

　　澎湃新闻：内地的反贪腐工作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郭文纬：内地的法律以收受财富来概括受贿，而香港以利益来概括，这就意味着收受礼物、贷款、费用、报酬或佣金，聘用承诺或合约，服务或优待，都可算作受贿。比如官员要买房、买车，有人想对其行贿，就去想方设法帮忙拿最低的折扣，这是一种特权优待。另外，预防高官贪腐的方式，我觉得单靠教育是很难实现的，官员权力制衡制度的建立很重要，当权力过于集中，就容易发生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