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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航MH370乘客家属的一千多天：有人坚信亲人正荒岛求生

　　MH370，在失联的一千多天里。

　　几乎没什么平安夜的气息。从徐京红家的窗户向北看，一片灯火稀疏，连7公里外那座高约15米的巨型圣诞树灯光装置也被“鸟巢”国家体育场挡住了。

　　徐京红抽完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关掉轰轰响的抽油烟机。

　　“不好意思，回来的路上堵车，两个多小时没抽烟了。”她走到饭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抽油烟机旁还飘着一缕烟雾。

　　她终于放下一直盯了几分钟的手机。这两天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诸多信息里，“2016年12月23日，一架载有118人的空客A320客机从利比亚起飞后遭劫持”的新闻让她印象深刻。

　　徐京红觉得，被劫机某种程度上反倒是“好消息”——2014年3月8日，她的母亲搭上马航MH370客机，从由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之后1021天一直杳无音信。

　　“即使你们的亲人没有在370上，也应该继续关注这个事件。”她说，“只要是坐飞机的，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的，都有遇到这种事的可能性。”

　　这是个概率问题。徐京红对作出这一假设表示抱歉，但她觉得，类似的事件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是与MH370乘客家属“无法感同身受的人”关注、思考这一事件的意义。

徐京红。 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张敏

　　“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变态”，“不正常”，“精神分裂”，是这天晚上徐京红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的高频词。例如，每当8岁的儿子问她，“妈妈你找到姥姥了没有”，她都会大哭。

　　12岁的大女儿呵斥弟弟：“不要再问妈妈了！”

　　丈夫已经不敢跟她提马航，怕妻子又一次歇斯底里，拿自己当出气筒。找真相、找母亲的下落，成了徐京红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她终日与悲伤、困惑和愤怒为伴，丈夫忍不住说，“你也是一个母亲啊。”

　　徐京红无言以对，只能用行动免除丈夫最大的顾虑，遭受严重精神打击而无法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的她，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每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早上，她从天津的家开两个多小时车，到北京照顾肝癌晚期住院的父亲。周一前返津，接送孩子上下学。

　　她愧疚，认为自己没做好母亲的角色。孩子调皮的时候，她以前会温和地处理。“现在对孩子突然一嗓子把他们吓的一哆嗦，然后自己赶快又去反省，觉得对不起孩子。以前我从生完小孩之后就不吸烟了，可是从2014年3月8号开始我简直快变成烟囱了，情绪失控时有发生，有时接触到一些MH370或乘客家属的信息会发飙、发狂。”

　　徐京红想象她跟孩子暴躁起来的样子，“可能很狰狞。”这让她想起在家属见面会看到的一些面相有些狰狞的老人，他们常常激动地发泄心中不忿，这种不忿长期控制着他们的表情。

　　2015年4月，马航关闭位于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遭家属抗议。马航将每周三次的中心活动改为每月两次的见面会，今年又改为每月一次。

　　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来到空港，与马航工作人员争吵，向他们索要事件真相和亲人下落。两年多来，来的家属越来越少，最后固定下四五十人。

　　就在上个月，徐京红在空港遇到家属中可能是第5个开始“神志不清”的老太太。老太太对徐京红说，“你很眼熟啊，我现在都记不得你是谁了，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你是一个好姑娘……”然后絮叨对失联事件的悲愤。

　　“你说人怎么就能够被摧残到那种状态呢？”徐京红害怕自己变得跟那老太太一样。“我是一个妈妈，我要带两个孩子，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如果家属见面会没有安排在周末，徐京红只能先早早地开车把孩子送去上学，再从天津开到空港。在见面会上和其他家属聊天、互相安慰。不是太塞车的话，到空港是一两点钟，待不了多久又得回天津接孩子放学。

　　“我老公都不知道我去了，开车很辛苦，在高速上很困很困，但我觉得这么做值，很变态哈？”

　　几个好闺蜜想帮她排解，时不时拉上她一起吃饭、逛街、美容、美甲。徐京红涂了颜色鲜艳的指甲油，上面还贴了钻。和闺蜜们在一起，她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说有笑，前提是在她面前绝口不提马航。“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精神分裂，不接触到370还挺正常的。”

　　但她有时会拒绝闺蜜的邀请，一个人待着，抽烟、喝酒、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