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版《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和“小青”。

　　训练

　　2016年12月8日下午两点，在丰台区花神街附近的一家幼儿园舞蹈室里，李曼丽为甜甜换上淡粉色的练功服，排练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的舞蹈。

　　节目的小演员中原本没有甜甜，在被冯章选中后，舞蹈中特别增加了甜甜的表演内容。

　　李曼丽在一旁紧张地数着节奏，打拍子，她的视线一直聚焦在女儿身上，“甜甜，笑，笑起来。”她不时提醒着。

　　上央视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是）北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去，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上个央视就很棒了。”

　　一个半小时的排练时间结束后，其他小演员相继离开舞蹈室。唯独李曼丽和女儿留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舞蹈动作。

　　为什么要让甜甜当童星？

　　某种程度上，李曼丽想圆自己的梦。年轻的时候，她会跳舞，想走艺术这条路，遭到家人反对。她报考了山东本地的艺术学校，结果录取通知书被父亲藏了起来，直到她在沙发缝里发现了那张过期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事业单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我家人现在支持甜甜，我就觉着当年（为啥）没让我上。”

　　当李曼丽接到电话得知女儿被选为莱芜区萌宝大赛代表参加“央视”的一档节目时，她全身都僵住了，“觉得能上中央电视台了，激动。”

　　那之前，甜甜没参加过任何比赛，“那就天天练，”每天吃完晚饭，李曼丽就带着孩子到学校舞蹈室排练。但一个星期之后，她开始回过味来，“两个地级市多么多孩子，自己怎么那么幸运呢。”她越了解越觉得不对劲，“自己出路费，还要交2000多块钱，有的孩子跳得不好，甚至没跳，都收到了复赛通知。”后来她又打听到，这个比赛不是中央电视台办的。

　　当甜甜出现在他们当地电视台的“六一”晚会上，李曼丽揪着心看完整场演出，拉着女儿回家的时候，李曼丽突然就哭了。“就像动物园的小动物一样，把她给训练出来了。”

　　在李曼丽看来，舞蹈拓展了女儿的优点，“起码不是说只靠长相。”她认为，眼下甜甜受人喜爱是因为“颜值有点高”，而学习唱歌舞蹈，表演，为的是不让女儿成为“空空的花瓶”。

　　半年多时间里，抱着像买彩票一样的心理，李曼丽先后给甜甜请了走秀，舞蹈，钢琴，声乐老师，一对一教学，家庭每月在这上面的花销已经破万，可李曼丽仍盘算，根据甜甜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增加其他项目，“总有一样适合她。”

　　她手机里下了各种类型的歌曲，只要路过广场，有展示的地方，李曼丽都会主动询问对方能不能让女儿上去跳支舞，“现在（甜甜）把胆量锻炼出来了。”

　　这位母亲列举童星关晓彤的例子证明自己选择。“学习很好，长得也漂亮，演技也好，都是一步步积累的。”

　　现在，从下午放学到晚上睡觉，甜甜的课后时间被切割成不同艺术训练的板块：下午五点半从学校回家，先练习半小时的钢琴，接着练舞蹈，练完舞蹈背歌词，每晚临睡前，再花十至十五分钟时间站墙根，“头上顶本书，一动不动站着，再洗漱，这一套下来，都在晚上十一点左右（休息）。”

　　即使自己和丈夫周末出差，她也会叮嘱女儿在家练歌，背歌词。“如果我是星妈，他爸是星爸，孩子可能没那么累，随时有机会演个什么。但是咱孩子跟人家没法比，只能给她学点东西，有基础了才能拿出来拼一下。”

　　多数童星公司采取会员制

　　李曼丽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和冯章的童星公司签约。

　　她无意止步于各种比赛，“想让她多样化的去发展，接个剧本啊，演戏啊。”2016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李曼丽和冯章谈过，“剧本他也要等，一直都在等，说有了会给甜甜。”

　　冯章当艺人经纪超过十年。创办童星公司以前，他在一家传媒公司的艺人服务中心，为剧组解决演员配比问题，自称为“最大的人贩子”。

　　从2007年开始，陆续有导演找他帮忙物色儿童演员，“当时孩子很少，从07、08年慢慢需求多了。”他开始考虑上一个儿童板块，“市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应该上。”

　　四十来岁的冯章深谙行业规则，他瞅准那些急于推出孩子的父母心理，联合一家动漫公司，推出了一档少儿综艺节目。这档节目称，缴纳1000元的报名费，孩子就能进棚录制，展示才艺。“用演艺圈里面的话讲就要先混个脸熟，在这个圈里面多一些出镜，慢慢机会才会多。”

　　到2010年，冯章感觉童星市场火爆起来，“儿童类的综艺节目多了，《爸爸去哪儿》火得一塌糊涂，接着又有《爸爸回来了》，《加油少年》，《花儿朵朵》，《最强小孩》等等。”

　　和冯章的公司一样，大多数童星公司采取会员制。只要成为公司会员，公司会找一些有经验的经纪人、写手，给孩子做“软文”，再到百科词条做一些推广，“实际上跟做成人艺人的模式是一样的。”

　　冯章的公司全年包装费用三万元左右。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公司和其他需要十几万几十万包装费用的公司不同，“我们比较接地气，侧重于基层想上电视的孩子。”

　　除了自办的栏目，冯章还和各卫视台合作一些节目或晚会，以说服更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加入。

　　“现在这个行业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带有欺骗性质，高收费，打着包装培训做童星的旗号，实际上是敛财。”尽管已经算“老江湖”，冯章同样被骗过。2014年，北京一个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找到他，让他提供一百个孩子，参加某电视台策划的一个儿童情景剧。第一期，冯章找来十个孩子，每人交了三万二，开始培训。培训结束以后，一拨人等着开机，可对方一直拖延时间。半年过后突然说拍不了了，钱没退，人也消失了。冯章到那家电视台一打听，才知道“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合同上的章也是假的。“还有一些人在繁华地带租一两间房，挂个牌子说是什么什么剧组，开始面试，收钱。一个月面了一帮孩子，收了几十万，就走人了。然后再找这个公司就没有了。”

　　开培训班三年，陈安娜也遇到很多“盲目”的家长，“有些家长不缺钱，就要让孩子出来，特别容易别骗，可能花了几十万，也没出来。”

　　“丛林”

　　排练间隙，陈安娜创办的艺术培训工作室明星班里的几个小演员在一旁叽叽喳喳。

　　“我上过很多电视台。”

　　“我上过卡酷。”

　　“我也上过。”

　　不同于甜甜直接和童星公司签约，一些父母让孩子参加艺术培训班里的表演课程，而艺术培训班的“明星班”，顾名思义，以培养童星为目标。

　　5岁的圆圆是艺术培训班明星班的学员，已经参加过四档综艺节目录制，尽管一些节目的名字，母亲杨玉玉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一家童星公司创始人玲玲告诉澎湃新闻，按照演出领域，童星被划分为不同类型：“有平面的，有适合拍广告的，有综艺派，有演说能力很强的，有的是演技派，也有舞蹈跳的很棒的。”

　　他们早早地被划分了“一二三四……线＂，划分依据是“人气，点击率、曝光率多高”，德小兴说，不同线童星“行情肯定不一样，出去待遇也不一样”，他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此间的“行情”。

　　和圆圆在同一个明星班的7岁北京女孩张依宁已经接拍过三个广告：一个无人机，一个房地产中介和一个教育频道的广告。“她从小表现力就挺强，在舞蹈方面比较有才华。”母亲周晓迪笑着说。

　　和李曼丽一样，周晓迪的微信添加了许多个活动群。只要见到群里扔过来通告信息，她都会把女儿的模卡发过去。

　　此前有经纪公司找她谈签约，她没签。“家里其他人反对声音很大，我倒不介意。”只是签了约，就要配合经纪公司的演出时间，一旦和学业有冲突，周晓迪也不知该怎么处理。

　　张依宁三岁的时候，周晓迪“尝试性地”让她学跳舞，“发现她有天赋”，接着她又让女儿学唱歌，画画，弹琴。

　　几个月前，周晓迪带着女儿到几个剧组试镜。踏进试镜屋前，张依宁有些抗拒。音乐一响，周晓迪按住女儿的后背，往前一推，“她就上去了”。她带女儿面试过两部电影，导演要求眼睛必须有灵动感，结果试了两场哭戏，张依宁硬是哭不出来。

　　“那个东西确实不适合她的性格。” 周晓迪不记得那两部电影的名字了，只知道都是恐怖片，且只有夜戏。

　　对于女儿的未来，她想，实在不行，“或者考一考其他专业学院，反正北京这么多的机会。”

　　不管是为孩子的未来铺路，还是为圆自己的明星梦，当家长们带着孩子踏入童星这个市场时，挑战不仅来自行业的乱象。训练和演出后疲累的身心、过早体验的丛林竞争，是孩子们能承受之重吗？

　　半年来，去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李曼丽有些迷茫。两天的排练结束后，她回到酒店，将甜甜散落在房间的表演服一件件叠好放回行李箱中，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驶向火车站。

　　她决定先带女儿回到老家。（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