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但现实像生育本身一样残酷。尽管，发行团队用电影大数据测评显示，躺在手术台上的夏锦菊为保子宫，心跳停跳两次，“全身血液换了2遍”，彼时观众紧张的情绪可比肩《拆弹部队》和《釜山行》高潮部分的峰值。

　　但是在票房井喷的电影市场，《生门》排片不到1%，票房不济。

　　“跟你的母亲或妻子去看吧，”陈为军说，就像达成一种和解，“感谢她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

　　A18-A1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 罗仙仙湖北武汉报道

　　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