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站在敦煌面前，起一个自己的“空中楼阁”

　　陈继明。受访者供图

　　小说《敦煌》书封。受访者供图

　　写小说是一场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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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两个字，内心都会升腾起无限的敬畏和感喟。它的绚烂辉煌、破败落寞和重生永恒，都带着巨大的隐喻。这种隐喻让作家既无法抗拒“敦煌诱惑”，又不敢贸然涉足。

　　陈继明决定开始自己的敦煌探险。

　　小说《敦煌》以唐代贞观年间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祁希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河西走廊上吐谷浑人与汉人的融合；以汉人村庄令狐家的动荡，书写盛世到来之前，普通人的牺牲和反抗。

　　“我不太愿意写已成结论的东西，我想让写小说成为一个探险的过程。我把敦煌当镜子，也把艺术当镜子，为的是照一照人间的图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陈继明说。

　　陈继明是甘肃天水人，但从2007年开始就在广东珠海生活，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是写华侨“下南洋”的《平安批》。从西北到东南，从大漠到海洋，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创作题材，跨度之大，他似乎都能出入自如。

　　近日，陈继明在北京举办的《敦煌》新书发布会后，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

　　中青报·中青网：是什么契机让你创作长篇小说《敦煌》？

　　陈继明：早在7年前，长篇小说《七步镇》出版后，我就在责编的建议下，开始考虑写敦煌。《敦煌》中的令狐昌，也是《七步镇》中一个尚未展开的人物。

　　30年前，我就接触过吐谷浑的故事。我是甘肃天水人，再具体一些，我们县现在叫甘谷县，以前叫伏羌县。吐谷浑人从阴山往西迁徙的过程中，第一站到了陇山山脉的腹地，就是我们那一带。我在查阅甘谷的文史资料时，很容易就看到了吐谷浑的故事。但我一直没写，所以当责编提出这个建议后，我就把吐谷浑的故事也放了进去。

　　中青报·中青网：敦煌题材的图书非常之多，类型丰富，知识的、研究的、非虚构的……你的《敦煌》有什么不同？

　　陈继明：在开始创作之前，我定下两个“不写”。第一，不直接写藏经洞的故事，因为这类故事被写得太多，难以出彩；第二，不把敦煌当作图腾来写，我想写一个新的敦煌，而不是一个已经成型的、不容想象只能叩拜的敦煌。

　　同时，我定下了两点“要写”。第一，要写人。过去写敦煌的小说，对人的关注不太够。在敦煌面前，人不能渺小，而是应更伟岸，所以，要在这部小说里恢复“人”的重要性。第二，要好好写一写动物。马、骆驼等动物在小说中都不被看作人的工具，而是成为小说的角色，和人平起平坐。小说中，鸣沙山的正面是千佛洞，而反面是一窝狼，狼窝旁边又是羊冢。强和弱、善和恶、生和死、神和魔，就是这么在敦煌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中青报·中青网：敦煌有各色各样的人，为什么选择画师作为主角？

　　陈继明：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想进入敦煌的内部，进入石窟开凿前的年代，谁开窟的、为什么开窟、请谁做画师、画什么内容……我想写这个过程，那么，画师就是一个最好的视角，可以把各种元素以他为中心来展开。此外，画师来自长安、来自宫廷，这部小说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是关于庙堂，那么画师看敦煌的视角，也意味着庙堂看世界的方式。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在小说中设置了一条当代的故事线，还出现了第一人称“我”？

　　陈继明：我很明确，我不想将这本书写成一部历史小说，我希望小说有当代感，就把“我”写进去了，其实是“伪自传”。

　　“我”的朋友、自称吐谷浑人后代的慕思明也是完全虚构的，我想在慕思明身上写出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性格的延续。民族的发展如忒修斯之船，经历过修补重建，此船早已非彼船，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其实是敦煌的“反射物”。汉人、吐谷浑人、粟特人，他们如果不在敦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是敦煌激发出他们性格中、生命中的某些特质。这可能是我写这部小说的探险成果。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是真实的，比如壁画上留下了匠人的指纹。你为写作做了哪些准备？

　　陈继明：我下了很大功夫，买的关于敦煌的书就有两三百本，一边读，一边做笔记，有的史实就用到小说里了。

　　其实写之前我只去过一次敦煌，还是1992年的一次旅行；原本创作前打算去住至少半年，房子都租好了，没能成行。但小说家有时候需要想象，比如，我印象中在敦煌城能看到祁连山的雪，我在小说中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写完小说再去敦煌，发现连祁连山都看不清。幸好没去，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我想站在敦煌面前打量她，然后起一个自己的空中楼阁。

　　中青报·中青网：你1984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陈继明：是的，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作家梦，所有人都是诗人。

　　我的老家陈庄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我爸算半个知识分子，家里还有几本书，《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这些书有几本我现在还保存着，《封神演义》翻得多了都只剩半本了。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都是班里比较好的，经常被老师表扬。

　　上高中时，大家忙着复习，我还在写诗。高考时，我的语文考得不好，政治考得不错，招生办就问我要不要上政治系，我竟然很明确地拒绝了。我当时想，一定要读中文系，不行就明年再考。其实那时候家里很穷，上一年学要花费很多。幸好，隔了一星期我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大二时候，我在宁夏一本如今已经停刊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是一首诗，模仿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4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题目是《大学——我的保姆》。

　　中青报·中青网：你年轻时喜欢读什么书？

　　陈继明：我真正的文学阅读是从大学开始的，疯狂“补课”，整天泡在图书馆，大部分书的阅览卡上都有我的名字。我不仅看书，还抄书，比如《歌德谈话录》《忏悔录》。当时最喜欢的作家，外国的是海明威、川端康成，中国的是萧红、郁达夫。他们的文风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但我都特别喜欢，我的文风可能是综合的结果。

　　中青报·中青网：你一般在什么时间写作？

　　陈继明：我一开始总是早起写作，早晨四五点起床，写两三个小时，在上班之前就把一天的写作任务完成了。但这样写作进度比较慢，我就有紧迫感，于是开始探索一种作息方式。我把每天的睡眠分解成3-4次，一次睡两个小时，每次醒来就像一个早晨，写一两个小时，然后再睡。这样写作，其实睡得不少，写作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两次写作之间的间隔比较短，状态容易延续。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天水到珠海，适应吗？地理跨度对创作有什么影响？

　　陈继明：刚来的时候不习惯，天气热，饮食偏甜，我都有回去的冲动。人文环境也不一样，在西北，大家都是哥们，时不时要见面、喝酒、聊天；在广东，大家都在忙事业，平时不打麻将不喝酒，我都有“失血”的感觉。但是待久了，就觉得挺好，从作家角度，我也应该到开放的沿海开阔眼界。现在我完全适应了。

　　鲁迅在北京写绍兴，比在绍兴写绍兴更清晰、视野更广，大概我也是这样。我在珠海写敦煌，觉得很多东西都打开了；而一个西北作家写华侨，其实也没什么障碍，只要对语言、细节下功夫，典型人物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塑造致广大而尽精微。

　　中青报·中青网：你现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阅读建议？

　　陈继明：在阅读方式上我比较传统，建议我的学生读纸质书，也经常在课堂上办读书会。我还要求他们抄书，抄一些散文、诗歌、思想类的书。

　　我自己几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抄书，积攒了三四十本本子。我会用小楷抄，字还不错，有的本子就被朋友要走了。抄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中青报·中青网：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陈继明：一个是写字，我喜欢书法，会临帖，能让我从写小说的状态中跳出来。另一个是足球，可惜有时看得要“气死”，一点都不长精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