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份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音乐档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世界不多几家音响收藏馆，没有像中国音乐家一样收集过如此海量的传统音乐……印度、埃及历史悠久，音乐不比中国少，但文化机构没能像中国人一样有所作为。

——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

迪特里希·舒勒

　　世界记忆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经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几代学人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一份时长约7000小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并于1997年作为中国第一份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2022年4月和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将这批档案分别以数字平台和APP的形式面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批珍贵档案以及档案背后故事的关注。

　　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栏目就此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

　　“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欢迎页。

　　记者：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的前辈学者，历经半个多世纪考察、采录的音响资料。是怎样的机缘使得这项巨大工程开展起来的？

　　邵晓洁：这批档案的采录收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的集体成果，但与两个人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是音研所第一任领导、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与李元庆先生。

　　1950年建所伊始，以杨荫浏、曹安和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开始对一些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采录。仅1950年一年，他们就先后采访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天津曲艺艺人和北京盲艺人曲艺队、民间艺人阿炳、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以及昆曲鼓板等。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可复制的宝贵学术资料和珍贵音乐记忆。杨荫浏庆幸于采录了阿炳，也遗憾于没能采录全部的阿炳。阿炳的突然离世带给了他们冲击和警觉，无数如阿炳那样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如果不抓紧采录，随时可能离开人世，造成人亡乐失的历史遗憾。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带着这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在人员、经费存在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杨荫浏、李元庆等前辈们带着全所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采录、收集活动，其对象既涉及到存活的各种“口碑音乐”，也包括传世的乐书、乐刊、乐器、乐谱、图片等。

　　以湖南民间音乐普查为例，他们从44个县（市）中共收集到207种1423个类别的音乐，其中包括905首词曲，录得42小时的1001个节目。另收图书80种，乐器18种，为当时乃至现在掌握湖南省的民间音乐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再如全国古琴调查活动，短短三个月内访问了20多个城市80多位各派琴家，搜集采录琴曲270多首及《浙音释字琴谱》《琴苑心传全编》《松声操》等珍贵琴谱。在古琴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收集采访是空前创举，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立了一大功勋，也为古琴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奠定了基石。

　　今年，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发布之际，我们对当年参加田野调查的部分前辈学者们进行了采访。回忆起当年全所同仁同心协力考察传统音乐的往事时，他们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无一不为之骄傲和感怀。

　　伍国栋（录音者）在贵州从江采访黔东南侗族多声部民歌。（1980年）

　　伍国栋（录音者）在云南勐海县曼玛寨为布朗族儿童歌舞现场录音。（1984年）

　　薛艺兵（录音者）在河北省雄县南十里堡乡采录乐师张富才韵谱。（1993年7月）

　　田青（右一）在山西左权红都村考察，与民歌手石占明一起演奏左权小花戏。（2003年）

　　记者：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作为中国第一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实属难得。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申遗过程？

　　邵晓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的记忆”的第二年，文化组副组长亨利·洛珀斯来到音研所。他参观完收藏的资料后深感震惊，建议时任所长乔建中就这批珍贵资料的关注和保护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

　　199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的记忆”国际会议。受原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委派，音研所蔡良玉研究员出席，并在“保护原始材料”的专题研讨中作了题为《保护中国的传统音乐遗产》的发言，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批宝贵的世界音乐文化财富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同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博士来到中国，对音研所的这批珍贵档案进行了深入考察。他确认这批历史音响是“不可复现的，具有重大历史、学术、文化价值的，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笔珍贵遗产，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右）访问音研所，张振涛（左）陪同。

　　离开北京之前，舒勒博士还不忘强调，这些不可见的无形文化宝藏与长城、故宫那些可见的有形文化遗产具有同样的价值，人们将会逐渐意识到，必须像保护长城一样来保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声音档案。

　　1997年12月，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首批列入该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全世界首个获此殊荣的音响档案。

　　2003年12月5日，时任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迪特里希·舒勒（右一）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现艺术与文献馆）指导音响资料管理工作。

　　记者：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这些传统音乐中有哪些可以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

　　邵晓洁：这批档案里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录音，大部分基本上可以称为“绝响”。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是1950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人录音整理的阿炳仅存于世的6首乐曲，《二泉映月》早已成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张名片。

　　新疆著名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万桐书、刘炽等人组成的“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在新疆抢录下来。这是“十二木卡姆”传承的珍稀文本，也是第一次完整记录。

　　1500多首河曲民歌，是1953年由晓星、李佺民等8人经历三个多月的考察、采集，之后又花费近九个月的时间进行分析、整理而来。处于晋、陕、内蒙三省区交汇点的“河曲民歌”从此被世人所认识，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资料。

　　1956年由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的古琴采访小组，寻访全国八十多位琴家，录制二百多首琴曲，成为极其珍贵的琴学遗产......

　　中国丰富的地理环境、丰厚的人文形态和丰饶的文化生态促成了不同的音乐形态，也造就了多元的传统音乐，但这些斑斓多样的传统音乐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东汉出现双音节词之前，汉字多是一字一义。因此，从乐器名称可以大致分辨哪些是中原固有的，哪些是后来传入的。单字名称的乐器，如钟、磬、埙、琴、瑟、笙、箫等，是中原固有的；琵琶、唢呐、二胡、扬琴、箜篌等，则多是融入的。以琵琶为例，自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以后，逐步本土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传统乐器中的一种主奏乐器。这批档案中收录有不同时期、不同琵琶流派的名家演奏录音。其中，仅20世纪50年代的琵琶录音，就涉及当时南北琵琶名家曹东扶、李廷松、孙裕德、曹安和、卫仲乐、杨大钧、陈永禄、林石城、谢一尘、樊少云等十多位。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所记录的大量多民族音乐音响和许多蕴涵丰富古代音乐要素的传统音乐音响，无可争辩地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核和“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简其华（左）采访伊犁古典歌曲的演唱者、著名维吾尔族艺人阿布杜维里。（1963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书影。

　　记者：音乐档案中收录的音乐音响承载着中华民族怎样的音乐思想和文化基因？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怎样的意义？

　　邵晓洁：从音乐的发展历史来看，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八九千年前，音乐已经成为中华先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中国传统音乐要素以及以“和”“天人合一”等为核心的音乐文化精神以多种方式、多种载体传承至今，赓续不断。

　　例如，甲骨文中有乐器意义的“龢”（hé），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有音级意义的“龢”，传世文献中还有音乐美学乃至哲学涵义的“和”。录音档案中收录的出土曾侯乙编钟的音乐音响，可以被视为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之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回响。

　　再比如，古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是最具有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中国传统乐器。古琴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哲学认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共收藏有92件从唐代到民国的古琴器，是目前公藏机构中古琴收藏最丰富的，其中有著名的唐琴“枯木龙吟”、宋琴“鸣凤”。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两架探测器飞向太空，上面携有一张录制着人类音响和相关信息的，被称为“星际唱片”的镀金唱片，其中就收录有音研所研究员、著名琴家管平湖演奏的琴曲《流水》。此曲的推荐者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周文中先生认为，《流水》体现了“德”的精神力量，能够感召人们思考自然。这首乐曲也收录在我们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

　　今年，我们将这批档案以数字平台和APP的形式面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发布。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平台汇集了来自我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资源，是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的最好体现。

　　记者：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世界意义是什么?它对于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有何积极作用？

　　邵晓洁：评估一项文献遗产能否能够被提名或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其中首要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世界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

　　第一是内容及其来源的层面。这批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大多来源于田野采访，多是最纯粹、最民间的内容，其民族性、唯一性、原始性、广泛性都非常突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取代的。

　　第二是理念和方法的层面。这批传统音乐音响的采录工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前辈学者们希望构建的是一幅中国传统音乐的有声图谱。同时期横向比较，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采集整理了大量音乐音响资料，但是像中国这样持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有计划地通过如此大规模的普查、专题考察、采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资料的，几乎没有。

　　第三是保护意识层面。这项保护事业，用当下的表述和定义，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或者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保护，却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实施，显示出前辈学者们的学术前瞻性和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超前性。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十分难得的。

　　各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中都做出过自己的重要贡献。而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所涵盖和展现的，正是自古有之的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特质。作为中国人的音乐文化记忆，被列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世界的记忆、人类共同的记忆，足以体现世界对中国音乐文化特质认识的认同。

　　（本文图片和音频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

　　受访者简介：

　　邵晓洁，土家族，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音乐考古学、中国古代音乐史、楚音乐文化研究，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著有《楚钟研究》《楚乐器研究》《音乐考古学：理论研究与资料汇编》，主编《智化寺京音乐》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