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和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了2296名党的二十大代表。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是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肩负着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聚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望，将光荣地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中很多是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党员。本栏目重点介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学习和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

　　“姐姐，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改正。以后还想买台挖掘机，自己当老板，赚钱养弟弟……”

　　“我听姐姐的话，每天坚持锻炼和看书，每周给爸妈打电话报平安。我现在一直都遵纪守法，未来我还有很多打算呢，准备一一努力去实现……”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梅玫的办公室里，有一摞信件。这是过去十多年间她曾经打过交道的“问题少年”写来的。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身穿制服的检察官，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可是，透过孩子们的字里行间，人们感受到的是检察官梅玫身上的满满柔情。

　　时间回溯到2003年。那年，梅玫考入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干警，开始接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这一年，她从一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场庭审，让她记忆犹新。

　　涉嫌抢劫的未成年人小何在庭审中失声大哭：“我不知道这是犯罪呀！我不知道呀！如果知道，我肯定不会去干的！”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梅玫。她感觉到，惩罚一个孩子很简单，但帮助一个孩子走出阴霾，却需要付出更多。

　　于是，初入职场的梅玫开始思索：在坚持公平正义办案的基础上，检察官能否为未成年人“多做一点”？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她和同事们一起创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开始了“多做一点”的尝试。

　　在一个案件中，少年小文替朋友出头，刺伤他人，后果严重。小文一时的“义气”让整个家庭笼罩在阴霾中。小文也因自己的冲动行为悔恨不已，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办案过程中，梅玫和同事们组建了专门的帮教小组，并安排心理咨询师为小文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坚持不懈的关心、关爱，让小文逐渐放下负担，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直到现在，小文还不时地向梅玫汇报自己的近况：“姐姐，您放心，我现在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

　　来自“迷途少年”的正向反馈是梅玫最期待的。有曾经涉嫌盗窃罪的少年来到梅玫的办公室，兴奋地告诉她：“姐姐，告诉您，我正在学一门手艺，师傅还夸奖我，说我学得快……”

　　更多的时候，少年们选择用书信向梅玫倾诉。在梅玫的办公室，这样的信件堆了厚厚一堆。来信或长或短，字里行间有感谢，有悔恨，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过好当下的决心。

　　孩子们常常称呼梅玫为“姐姐”。对他们来说，梅玫是一名刚正不阿的检察官，更是能与他们交心、能耐心倾听的“知心姐姐”。

　　“我们多做一点，孩子们前行就会轻松一点。”梅玫认为，“结案”并不是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终点，挽救未成年人，使其回归家庭、回归学校、回归社会，更值得追求。

　　在工作中，梅玫意识到，除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外，“莎姐”平台还可以将受害的未成年人，甚至普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子女也纳入其中。

　　一次，10岁女孩小丽来到谈心室，向检察官寻求帮助。因为受到犯罪分子侵害，这个原本开朗活泼的女孩出现幻觉，并且有轻微自闭。

　　梅玫心疼不已，专门请来心理专家为她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每次治疗时，梅玫都会给她一个拥抱。

　　这个拥抱让小女孩感到温暖。最后一次谈心结束时，小女孩也主动拥抱了梅玫。她对梅玫说，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家，平常没人这样拥抱过自己。

　　类似的案例印证了梅玫一直坚守的理念，那就是：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为了更好地跟未成年人沟通，梅玫考取了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她还花了大量时间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触角延伸到一线。

　　十多年来，梅玫和同事们编写了图文并茂的《莎姐讲故事》，设立了“莎姐”热线、“莎姐”信箱、“莎姐”谈心室等，“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内容不断丰富。

　　“莎姐”团队也从最初的7人小组，扩展到如今重庆市三级检察院共同参与，包括416名“莎姐”检察官和1678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莎姐”志愿者，司法的温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

记者：王鑫昕

统筹：刘世昕　杨月　牟昊琨　

制图：刘蘅仪（实习）　高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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