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性死亡”成为网络热搜

　　一场发生在高校的“骚扰风波”，让“社会性死亡”这个词成为网络热搜。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遭遇窘迫和难堪。这可能是因误解带来的小尴尬，可能是因社交能力不善造成的误会，还有可能是行为不端引发的社会抵触，这种自身形象在社交场景上发生的折射、扭曲或反噬，被网友统称为“社会性死亡”。对于生活中偶发的“社死”，不妨以解嘲和放松的心态化解；而对于不分清事实，挥舞舆论大棒群起而攻之，试图以“社死”给人贴标签的做法，则要警惕其中隐藏的网络暴力。当“社死”成为网络热搜，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舆论生态、道德法律，也就有了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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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死亡”背后有一把锋利的刀

　　申竹月

　　近来，“社会性死亡”话题在网络上备受关注。微博上“社会性死亡”话题有2.1亿阅读阅读量，连相关的“猫的社会性死亡不过如此”“大型社会性死亡现场”等话题都有超过2亿的阅读量，让人不禁深思，这一网络流行语究竟有怎样的传播学上的意涵？

　　早期的“社会性死亡”常指某人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完全断绝或被完全遗忘，在这种意义上，“死亡”可能是一种长期持续的过程。

　　而伴随着互联网文化将词汇不断瓦解重塑的过程，“社会性死亡”成为网友自嘲的流行语。不少人聚集在豆瓣“社会性死亡”小组里自爆尴尬丑闻，分享自己“当街大声打招呼却发现认错人”等各种被“公开处刑”的场景。自嘲者以自我祛魅、自我解构的方式，抛除在生活“前台”表演出的光鲜亮丽，将内心“后台”隐匿的“荒诞”公之于众。当一场群体狂欢结束后，围观者从中获得精神叛逆的快感，点赞的同时甚至产生共享经验的冲动。毕竟，谁的生活中还没有一点糗事呢？

　　然而，当“社会性死亡”从主动式变成被动式时，却可能沦为网络暴力的一把刀。今年“诋毁前男友性侵案”中的男方家人亲戚信息被全部曝光，一句“我自己遭受了巨大的身心伤害，现在完全社会性死亡，声誉尽毁”透出无尽的悲哀与无奈。这种被动的“社会性死亡”表现在社交往来断绝、社会名望损害等“社会关系决裂与社会评价颠覆”，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震荡，且难以完全“起死回生”，修复如初。

　　“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普遍赞同。”——这句《乌合之众》中的经典话语，如今仍振聋发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的背后往往是网络暴力的驱使——一定规模数量的网民们在结构性压力下，在触发性事件刺激下借助虚拟空间用语言、图片、视频等对人进行伤害与污蔑，这类内容具有尖酸刻薄、残忍凶暴等基本特点，裹挟着一种“置之于死地”的泄愤快感。这种行为既对当事人名誉、权益造成损害，也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当“社会性死亡”从主动自嘲变成被动“受辱”，那么使人“社会性死亡”算不算一种“数字谋杀”？当网民情绪融合在一起时，谣言与真相尚未辨明，被针对者可能已经“被社会性死亡”了。不仅如此，网络谣言存在着记忆序差，当谣言没能在第一时间澄清，那么在“逆火效应”“刻板印象”等多方面作用下，舆论记忆会逐渐加深，为后续辟谣增加难度。

　　因此，应当从司法层面加大对网络暴力的严惩力度，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网络行为；完善网络把关，制定相应行业规范；加强网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道德自律意识，让网络生态空间更加风清气朗。

　　互联网是技术进步带给人类文明的礼物，赋予每个普通人便利的生活与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更应当警惕手中的权力，将“社会性死亡”圈在幽默的范围里，而不要让“社会性死亡”成为对他人的要挟与恐吓，成为网络暴力的一把无形但极为锋利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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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无权让他人“社会性死亡”

　　黄骏

　　最近，“清华学姐”的热搜占据了各大社交平台，一个清华女生在食堂，怀疑自己被一位男生“咸猪手”。她在朋友圈公开了这名清华学弟的名字和学号，声称让学弟“社会性死亡”。虽然监控摄像头还原了学弟的清白，但该事件也让我们见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动辄让他人“社会性死亡”是成本多低、多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即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在当下环境中，生命权的社会属性同样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或学业等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旦给他人扣上负面“帽子”，即便后期发现误解，有所澄清，所造成的伤害有时也是无法消除的。极端情况下，被“社会性死亡”的一方甚至会因为不堪周遭眼光和网络暴力，走向自我伤害的境地。

　　在整起事件中，给学弟造成毁灭性伤害的是个人信息的曝光以及随之被贴上的“咸猪手”标签。隐私是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它是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这位“学姐”强行拿出学弟的学生卡拍照，要走了其个人身份信息，并第一时间在网上公布以给予舆论压力。退一步讲，即使学弟真的有“咸猪手”行为，该“学姐”的做法在法律程序上也欠妥当。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公众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在遇到不公对待或感到权利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人不再选择忍耐和沉默，而是勇敢地说出来，积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并未注意自我权利的边界，在事实不清、存在误会的情况下过早对他人贴标签、下定论。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还会通过歪曲、夸大事实的方式给自己维权。

　　比如，最近“天价便饭”视频中，爆料游客称“一顿便饭收费1900元”，并继而给该店贴上了“黑店”的标签。可后来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该店明码标价，斤两正常，海鲜加啤酒的“大餐”也显然不只是“便饭”。虽然新闻最终反转，可是该指控给店家带来的名誉损害却是现实存在的。

　　对自我权利行使不够审慎的代价，是对他人权利的伤害与忽视。当出现问题或矛盾时，最明智的做法是通过正规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曝光对方的隐私，借由网络舆论的力量来占领高地。比如去年热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讲到了随机杀人案的凶手在案件发生后遭到了网民的疯狂攻击。一些媒体为了获取更吸引受众的新闻，甚至直接将话筒伸向了凶手的家属，要求他们血债血偿。凶手的父母为了躲避媒体的追击，只能躲到一个小渔村里过着艰苦乏味的生活，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

　　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介审判”，具体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互联网给予了普通网民发言的权利，但很多人在网上发声，并不是评价事实，而只是宣泄情绪。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个人信息与名誉变成了无比重要的事情，它是构成一个人线下“印象管理”的首要前提特征，但这些个人信息和声誉也很容易被线上的群体无意识行为所损毁。

　　因此，面对误会或者矛盾时，当事人双方应该首先进行充分的沟通，通过科学查证来澄清误会。在无法通过沟通达成协商一致时，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调停或是诉诸法律。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当事人也要审慎利用网络曝光的权利，更不能以公布他人隐私的方式来施加压力。因为，自我权利的捍卫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他人隐私，甚至是宣称要让他人“社会性死亡”。

　　（作者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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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他人的“社会性死亡”：小心裹挟情绪的伪正义

　　聂书江

　　最近，国内某高校女生指控学弟猥亵，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公布了对方的私人信息，扬言让其“社会性死亡”。该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热点，“社会性死亡”登上热搜。有人赞同此类维权之举，另一些人持批评态度，还有些人通过肆意公布女生的私人信息，对其谩骂攻击。从法律的视角看，该事件的发酵过程，显示出部分网民对人格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益认知的薄弱。

　　“社会性死亡”并非负面词汇，该词最早出自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的《殡葬人手记》。他认为人的死亡分三种：一是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肌体死亡；二是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的代谢死亡；三是亲友和邻居所公知的死亡，即社会性死亡。托马斯的本意是提醒人们要善待离世的人，因为其依然具有续存价值。然而，有些场景下，“社会性死亡”却成了有些人肆意公布他人信息，并使其暴露在众人凝视下的泄私愤行为，完全不顾对方的人格权益。要知道，以“社会性死亡”为目的的维权，或故意制造他人“社会性死亡”的行为，往往存在违法风险。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其中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显然，以“社会性死亡”为目的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但可能侵犯名誉权，也可能侵犯隐私权。

　　新媒体时代，新兴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大众对外公诸其诉求的机会。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包容宽松。然而，有些网民不能误认为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便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正当权利。

　　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个人要学会依法维权。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损者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公众处理个人信息时，要明白个人行为“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实际上，即使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也有权撤回其同意。但遗憾的是，很多类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个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

　　其次，“社会性死亡”之所以颇具“威力”，和助推事件发酵的传播主体缺乏责任有关。无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具有“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负起必要的把关职能。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尤其当事实真相澄清后，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及时对相关不实信息予以删除处理，而不是让带有侮辱性的信息继续传播，收割流量。

　　最后，个人权益受损后要学会救济。一般而言，救济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救济；二是私力救济；三是司法救济。社会救济有时也称为社会救助，是社会基于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对弱势者行善施舍，多表现为暂时性的消极措施。对于遭受“社会性死亡”的受害者而言，社会救济意味着能够获得同情和理解，甚至能够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与声援。私力救济指的是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实施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权利，比如自己澄清事实等。司法救济则指当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以最大限度地救济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最大程度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总而言之，以泄私愤为目的，发布不实信息，让他人陷于“社会性死亡”的处境，本质上是以追求正义为幌子，裹挟社会情绪，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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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纯粹的美好或丑陋 真实的“社死”更吸引我

　　邓安庆

　　有一次早上我坐电梯，碰到了部门的女同事，只见她眼角泛红，感觉像是被什么打了似的，便忍不住问了一声：“你眼睛怎么了？”她看我，欲言又止，面露尴尬。我再细看了一下，那泛红的地方原来是化了妆的，还泛着细细的亮光，我也一下子尴尬了。最后，同事耐心地跟我说：“这是樱花妆啦！”

　　还有一次，我在公司的大会上讲解PPT，讲得手舞足蹈，唾沫横飞，本来以为效果会很好，散会后同事悄悄跟我说：“你裤子拉链没拉。”我紧张地问：“大家是不是都看到了……”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曾经如此出糗过，当时反应都是“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现在网络上流行一个词：“社会性死亡”，很多时候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经典的文学作品里，“社会性死亡”可不少见。比如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里，有一篇叫《立论》，文中有一段如此写道：“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这个挨打的人，如此耿直，又如此让人尴尬，大家不打他一顿都说不过去。

　　站在我们写作者的角度看，人的“社会性死亡”时刻是耐人寻味的，它比纯粹的美好时刻或丑陋时刻更吸引我。当个人在社交场遭受挫折、误解或打击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复杂。我认为，复杂性是小说很重要的特质。人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要想一直保持“正常”和“体面”太难了。写作者要想笔下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就必须让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袒露才行。

　　在每天的正常生活中，因为大家都戴着面罩，都在扮演着社会赋予各自的角色，有各种道德、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你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上课学习，上班工作，都是平淡乏味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对一个陌生人有知根知底的了解。因为大家太正常了。

　　可是，写作者就是要发现在正常的地壳下面，人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个很熟悉的人，突然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社会性死亡”就是一个偷窥的缝隙。在尴尬窘迫的时刻，他在想什么，他会怎么做，别人会怎么反应，而他如何应对……这是“失衡”的刹那，从失衡到平衡，其间有多少微妙的心态发生，这便是写作者饶有兴趣去挖掘的地方。

　　“社会性死亡”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甚至是多方面的。比如，前文提到我的出糗时刻，我自己尴尬，对方也尴尬。再举个例子，比如A正在办公室对B吐槽C，恰好C进来了，B发现了，暗示A不要说下去，但A毫不知情，依旧兴致勃勃地在说，最终等他发现时，C依旧站在他身后。这可谓是经典的“社会性死亡”时刻：A会窘迫，B会难堪，C会惊诧和难过。尤其是C，被人当面骂，自然会是一种伤害，但因为你知道它是“骂”，所以你内心启动了防御机制，也许伤害的力道反而没有那么大。最有力量的伤害，反倒是无意间听到的“坏话”，因为对方并无意去伤害你，他在表达，目的是讲清楚一个事情和观点，而那句话镶嵌其中，他一句带过，对你却像被一刀狠狠地插了进去。你毫无防备地了解对方透露出的真实看法，那看法深深地刺痛了你，其致命之处恰恰在于那是赤裸的真实。

　　前面说的都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是直接面对面的。而到了网络世界，所谓“社会性死亡”的情况就会复杂很多。一件事情会在瞬间传遍网络，一个小的事情，有时候会发酵成网络的狂欢盛事。所谓“社会性”伴随着众多陌生人的参与，带着各自隐秘的欲望和成形的观念，前来围观评判，而当事者往往无力辩驳，毕竟是寡不敌众，甚至还会火上浇油，有人戏称这是对当事者的“公开处刑”。这个时候，就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情了，其严重程度会影响到当事者的生活、工作和家庭。身处其中，人该会面临多大的精神压力，无力、绝望、焦灼、愤怒、委屈……种种情绪在心中翻腾，而他面对的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些都是写作者着力想要去呈现的，“社会性”和“死亡”缺一不可。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有“社会性死亡”发生，对写作者来说，要做的就是借助这个“良机”去体味人的内心世界，也去观察因为此事而牵扯到的各方。就好比是一粒石子丢入湖面，写作者不仅要写到石子，也要写到因此泛起的涟漪。对当事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窘迫的时刻；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创作的良机。所谓“你之蜜糖，我之砒霜”，说的就是这回事吧。

　　（作者系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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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死亡”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洪岗

　　当我第一次在豆瓣上打开“社会性死亡”小组时，那时的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这会变成一个严肃的话题，在舆论场上受到如此激烈的争论。我只记得，那天看着小组成员分享的尴尬囧事，“哈哈哈”了一整个下午。

　　然而，这个曾经以自我解嘲为主的概念，却在这半年里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剧变。当人们说出“我社会性死亡了”的时候，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显然和“我要让你社会性死亡”里蕴含的意图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我不再敢轻易地界定和使用这个概念，转而对其背后的一些东西思考起来。

　　其实，早在最近这场争议巨大的校园风波之前，我在网上常混的圈子里，就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由疑似性侵、性骚扰和情感纠纷导致的“社会性死亡”事件。在这些事件里，不乏有提出指控和受到指控的人是我熟识的网友，乃至现实中认识的人。这类事件的开端，几乎总是有人受到了难以由法律途径追责的侵害，因此只得诉诸于道德控诉，试图以曝光对方个人信息的方式，让对方付出代价。而被以“社会性死亡”相威胁的人，往往也会做出激烈的回应，以证明自己在声誉上的“清白”。

　　面对这样的场景，我知道，很多人都迫切地想要分出黑白。然而，越是靠近当事人，我便越是发现，自己很难轻易做出站在这边或那边的决定。以手中的个人信息为筹码，谋求让别人“社会性死亡”是否合乎程序正义？是否可能误伤无辜？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殊为可疑。可在事情的反面，“社会性死亡”却也常常是受欺凌、受侮辱、受损害一方最后的挣扎。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死亡”之所以会被当成一件“武器”，并非是因为它真有威力多么巨大，而很可能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弱势一方仅能拿出的“武器”。

　　其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我亲身见证过的这些“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尽管提出指控的一方总是“火力全开”，有时能在豆瓣、微博上拉起成千上万的转发与讨论，让人觉得好大阵仗，但就结果而论，被以“社会性死亡”相威胁的人却往往并不会被怎么样，很可能没过多久，就“成功”地被网友遗忘。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熟识的好几个女生，一同指控一个频频切换各种“假身份”的男生专门欺骗女性感情，一边脚踩数只船，一边以各种编造出来的名目向女生借钱。然而，就是在指控“实锤”充分，相关网帖也得到了大量转评的情况下，受到指控的男生，竟然在不久之后，公然在朋友圈里晒起了新女友。显然，很多时候，所谓的“我要让你社会性死亡”，都只不过是指控者幻想中的一厢情愿。

　　起初，我一度很不理解，“社会性死亡”的威胁，为何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很快，我就参透了其中的缘由。说到底，网络空间上的舆论环境，从一开始就不能与“社会”这个宏大的概念的画上等号。因此，当一个人在自己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内，以网络为工具对另一个人发出道德指控时，充其量也只能在特定的小圈子里让另一个人的名声坏掉，而无法阻止对方继续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里如鱼得水。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指控的“实锤”是多是少，声势是大是小，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真实的社会，其实远远要比普通人想象中要广阔得多。世界之大，容得下任何想要生活下去的人。我见过太多在网上被曝光到仿佛混不下去的人，改头换面便立刻“重新开始”——事实上，哪怕是一些在新闻中被曝光过斑斑劣迹的公众人物，不也同样厚着脸皮，继续招摇吗？

　　在我看来，与其拿着放大镜，对这种影响力终归有限的一厢情愿大加争论，不如认真思考：面对争议性的道德事件，以及那些难以用法律维权的疑似受害者，我们该如何为其提供一条超越“社会性死亡”的问题解决路径？显然，我们既不希望好人遭到冤枉，也不愿意看到作恶的人自行逍遥，努力让是非得以澄清，或许比纠结维权者的“姿势”更加重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