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

　　很多00后认识班宇，是从易烊千玺的Instagram上发的《冬泳》书封，这直接导致了《冬泳》一书的多次加印。易烊千玺说，《冬泳》的阅读体验很奇妙，“里面的人很不一样”。有媒体甚至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易烊千玺拯救了严肃文学”。

　　其实，作为一个跨越了“纯文学”和新媒体边界的作家，班宇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其中不乏90后00后。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喜欢阅读班宇的作品？

　　班宇承认，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很多读者确实没有经历过，他们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可能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命运感兴趣。对于班宇自己来说，他有印象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相对中后期的阶段了，变革应该从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情感结构一定是共通的。”

　　班宇说，在读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时，对于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的国家的状态、人们的状态，也很感兴趣。因此，无论时代背景是如何，科技发展是如何，人们心中的那些景观，人们心中的那些念头和想法，可能是同一种“噪音”所驱动的。

　　从乐评人到文学创作者

　　在成为作家之前，班宇做了将近十年的乐评人。从2006、2007年起，他开始为一些音乐杂志撰写乐评。他说，那时候的自己是个普通的文艺青年，平时喜欢看电影、读书，也尝试过写小说。只是写得比较少，也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对于那时候的班宇来说，他喜欢音乐，乐评也是他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

　　2015年前后，新媒体兴起，很多媒体都面临着转型和创新的问题，一些综合类杂志也砍掉了音乐板块。那段时间，班宇没有什么稿子可写。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乐评虽然也是一种独特的创见和表达，却始终受制于音乐作品本身。班宇说，一方面，觉得能承载乐评的媒体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自己也遇到了比较大的困境，不知道怎么能够写得再好一点。因为已经写了将近十年，可能会形成一些固定的范式，写乐评这个事儿好像变成了一种空转。这是他不想看到的状况。

　　正在这时，班宇的一个在豆瓣做编辑的朋友问他，“你要不要过来写个小说试试？”班宇的回答是愿意。因为对他来说，相比于乐评，“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它可以是各种形态，相对自由一点。”

　　在豆瓣的征文大赛，班宇写了关于铁西区的四个小短篇，后来又加了一篇，一起收录在《冬泳》里，叫做《工人村》。这组作品在豆瓣上拿了奖之后，班宇觉得，这份事业好像是可以继续的，于是又写了几篇，就有了《冬泳》中的《梯形夕阳》和《盘锦豹子》。后来，《小说月报》、《上海文学》和《收获》等期刊，陆续刊发了班宇的作品，班宇从此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班宇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权衡新写的故事的走向和脉络，跟以前的相比，哪一个是自己更想要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也只能在一步一步的写作和修改里边，慢慢磨出来，碰出来。这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但在这种痛苦里有很大的愉悦。

　　班宇认为，自己的写作并不是完全顺畅的，写每一篇的时候，都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麻烦。他回忆道，“写《肃杀》的时候，我的改动特别大。稿子写完之后，我觉得整个的叙述和感觉都不对。我之前是讲了一个故事。三分之一之后，我就讲了一个其他的故事，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不想那么做。因为至少在这一篇小说里面，故事性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是把大家带回到一个场景的氛围当中。因为如果真正把氛围写好，把整个时代的状态写进去的话，人的困境和人在困境下的种种行为，并不是不可解释的。读者也许会从这儿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班宇删掉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将这篇小说推倒重来，才有了今天的《冬泳》中的这篇《肃杀》。

　　作家要信任自己的写作

　　班宇指出，所谓信任自己的写作，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写自己经历过的场景，或者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再从这种感受出发，倒推出整个时代的景观。这也是班宇在文学生活上的一个根源。

　　班宇说，“我的小说除了某几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原型之外，大部分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虚构的情感经历。对于在小说里面投入的情感，我从来没有想过虚构。我不会去太想写那些自己不太信任的文字。我只是把那种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在小说里面，做一个虚构的处理。”

　　班宇非常认同博尔赫斯的一个说法，所有的文学都是心理文学。也就是说，现实完全等同于想象，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同等真实。在班宇的理解里，真实是作家试图忠于自己的一个原则。想象并不是一种空穴来风，而是跟我们能触及到的所有的现实一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写作中，班宇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姿态。他说：“在写作的时候，某一阶段是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和感受，然后是重新梳理自我的秩序。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虚构化的表达，但在文本下面隐含着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等，又是真实可触的。我可能一定要嗅到某种味道，或者说，感受到某个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才能去踏实地进行虚构的处理。”

　　在《冬泳》这个短篇里，主人公“我”杀死“东哥”这个情节，引发读者广泛的争议。对此，班宇表示，“我的写作没有把东哥杀死，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力有一点误解，这只是揍一顿，这个人没那么容易死。至少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要写这个人的死亡。这个故事里面，包括最后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很多人会遭受到一种不公的结果或者不公的命运。”

　　班宇想表达的是，很多事情看似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能在某个人的某个节点上，我们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决定，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说，“我只是想讲，人在某一时刻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里边，如果选择死亡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方式，也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抗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落实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死亡。”

　　班宇笔下的人物，始终生活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当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在一代人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体现，无论他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甚至是已经在家养老，这种时代的变化，会映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我只是讲，这种映射的强度和力度，因为大家面对艰难，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就算是消极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去选择一种死亡，更多的可能是，大家终究会挺过来，或者是找到一种自己舒服的方式来把这段时期度过去，只是这样而已。”

　　产生共情并不困难

　　《冬泳》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下岗”“买断工龄”，这一背景关乎1990年代，也关乎东北。作为东北人的班宇，对近两年来的“东北热”也有自己的看法。班宇认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追忆，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某些现象，在今天也能找到一种映射，这个东西是要超过我们所描绘那些时代的元素。”

　　班宇以东北音乐人董宝石的《野狼disco》为例，他说：“这首歌讲的是2000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歌厅里面的东西。但是今天，大家依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他唱的不仅仅是上游的时代，也有对于今天的一种诠释。”在班宇看来，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关注并不完全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也许最开始有这样的意味，很多人不了解东北，不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再加上通过之前的小品或别的，大家会把东北人卡通化。

　　班宇认为，在认知东北的过程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复杂性在里面，没有办法用几个词语，或者是几个标签，就把东北和东北人概括了。”班宇这样概括东北在整个中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地域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相似。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走到前面一点，有的时候你又走到后面一点，所以可能给大家的感受更多一些。这种感受是真也是假，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跟你的记忆是完全相吻合的，有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像离你很远，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

　　在班宇看来，某一个地域的变迁，整个文化结构上的变迁，并不是一个一直向上走的过程。他指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一定是一个像波浪似的、有高潮有低谷的循环的状态。在谷底的两个时期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一个相同的状态。同样，对于站在峰顶上的人们来说，也会看见曾经的低谷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