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老朱

　　这是镇上一家不起眼的店铺。狭小，低矮，破败。

　　旧杉木门窗，青瓦房顶，泥筑的土墙。屋内陈设简陋，前半截摆放着桌椅、碗橱、冰箱之类的生活用具，后半截是厨房。若不是门口摆放着案板和缝纫机，以及一台新添置的车边机，怕没人知道这是家裁缝铺。老人系着围裙，正就了案板裁剪布料。老人是这个铺子的主人。老人高高瘦瘦的，花白的头发，白净脸庞，说话轻声细语，颇不同于乡野粗人。店门口不时有车子尖啸着疾驰而过，老人并不抬头，一副安之若素的表情。一双纤纤细手，于穿针引线的灵动间，展示着娴熟的技艺。

　　老人大名朱开祥，是镇上出了名的裁缝，自十六岁开始拜师学艺，整整六十年一直干着这一行。得益于这门手艺，老人二十岁娶上了俊俏媳妇，下放时进了镇上手工业联社，虽是一名纯粹的农民，却不曾插手于农耕，并一度拥有一个集体制工人的身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物资匮乏，纺织产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尽快解决广大城乡居民的穿衣问题。因而，当时的裁缝还是个“香饽饽”。那时候，每次上门服务，总是受到村民的热情款待，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虽然做一件上衣提成仅五角，制一件棉袄私得九毛，一天的收入也就一元钱上下。但是当时的物价特别低廉，砍一斤猪肉也就五角钱，馒头更是二分钱一个，一个裁缝的收入，就足以滋滋润润养活一家五口，所以，在村民眼里，老朱还是个“有钱人”。

　　在我童年印象中，我们三兄妹添置新衣服的机会特别少，除非过十岁生日一定能添置，平常即便过年，也是三兄妹轮流添置，而且每件衣服故意做得又长又宽，往往穿了二三年才合身。我上有兄长，在初中毕业前，我几乎穿的全是哥哥的旧衣服。这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家境贫寒，父母每次好不容易积攒了布料钱，最后往往连几角钱的手工钱，也要欠上老朱大半年。虽然老朱不会故意上门来催债，但只要老朱上门来了，父母每次都会主动塞上几个鸡蛋，或者请老朱喝杯谷酒。似乎不这样热情周到，就无法弥补对老朱的愧欠之情。

　　不过，在镇上，老朱的手艺可是数一数二的，是个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的“一手落”，不论婴儿服、狗头帽、长筒袜、中山装、对襟衫，还是制服、旗袍、长衫，老朱无一不精，因而生意远比其他裁缝红火。只见一块布料在手，老朱根据性别、身材、年龄等特征，先是用“轩辕尺”（竹片尺）量身段，如果是制作上衣，就量其肩膀、胸围、手臂、脖子、上身段，一一记在纸簿上。制作时把布匹平铺在桌子上，如果布料是棉布，得浸泡，晾干后进行剪裁，可以避免缩水，化纤布料布型稳定，不必浸泡。然后用扁扁的裁缝专用粉笔在布匹上画线，压上直尺，依照量体的尺寸剪裁。而最能体现一个裁缝师技艺功底的，无疑是细活。细活，其实就是慢活，是绝技，是精工，考验的是滚边、镶嵌、对花、拼花、盘花、纽襻等功夫。比如说“衬”，就是在衣服的连接缝隙处添加一块衬布，可使扁平的身材，立即饱满和挺拔起来。衬特别考验裁剪功夫，多大多厚，什么形状，贴在哪个位置，一点马虎不得。还有就是袖、领、襟三处，最能考验裁缝的裁剪、打结、挖眼的基本功，如果功夫不扎实，往往做成后针脚不绵密、收缩不自由，穿戴起来不是过紧，就是松垮。因而，除了需要多少布料，裁剪尺寸多少，每一处细活都特别有讲究。

　　那个时候，东家最怕老朱做细活，因为耗时实在太长了，而东家必须每天好酒好菜款待，家底薄的，不出一个星期就得借钱买酒菜了，但急又急不得，催也不敢催，老朱心里其实也清楚东家的为难，饭前便故意加快进度。待酒足饭饱后，又恢复了不紧不慢的姿态。有好事的村民便戏谑他，如此磨磨蹭蹭，是看上了东家的媳妇，还是骗吃骗喝呢？老朱便板起脸，自顾自地点上一支过滤嘴香烟，不时地偷瞄那些馋嘴的烟民。

　　但老朱做出来的衣服，确实要比其他人好太多。同样一件褂、袄、裤、袜、帽，老朱做出来的就是格外紧密、得体、耐穿。你可以理解是慢工出细活的结果，也可以认为老朱是个有匠心的师傅。比如做一双长筒袜，老朱讲究的是“三个二寸半，好穿又好看”，即脚趾包围二寸半，脚跟高度二寸半，跟围周长二寸半，一双长筒袜做下来，刚好花费布料三尺五寸。还比如狗头帽，讲究的是额门三寸宽，两耳四寸五高，后摆三寸五长，最后手工勾线收边。按此尺寸做成的狗头帽，戴起来才会感觉严紧和保暖。如果要好看和显得贵气的话，可以在狗头帽的额门上方绣花描字，再在后摆的地方缀上几颗小铜铃，也有沿着帽檐添置上一排铜钱的，特别受孩子喜爱。

　　可是好景不长，当时光一下子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四大件”进入平常家庭，尤其是缝纫机成为必备的嫁妆，小镇裁缝铺的生意日益清淡下来，工艺精湛的老朱也不例外。比如我的母亲，自从新婚的小叔家也有缝纫机后，也开始学习并尝试自己在家做衣服了。再往后，小镇的裁缝铺基本只能接到一些小生意，比如改裤脚边，收费仅两元，上一副拉链，收费五元。这手艺已经填不饱肚子了，小镇的裁缝铺纷纷倒闭。据老朱回忆，鼎盛时期，小镇专门从事各种小手艺的人员有六十多人，到九十年代只剩不足十个了，而自己之前教授的四个徒弟，如今也全部南下打工去了。老朱又说，前几年，小镇原本还有一家裁缝铺，是老朱的表孙女，四十多岁了，老公姓曾，从浙江上门过来的瘸女婿，夫妻两做了三十多年的裁缝，老婆负责裁剪，老公打下手，帮忙缝衣扣、熨烫、锁边，儿女均未婚嫁，上有七十老母，前几年小镇发生千年一遇的洪灾后，古屋被冲毁，由于家境清贫，生意寡淡，一直没有能力另筑新居，至今一家五口困于一个狭小的出租屋内……

　　老朱说，如同其他小手艺行业一样，由于收入实在太微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的十四个儿孙没有一个愿意继承他的衣钵，而是选择了留在小镇做糕点，或者南下打工。如果说老朱这是一种可敬的坚守的话，毋如说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对裁缝的热爱和不舍。更准确点说，儿孙家庭条件困窘，老朱不得不继续支撑这家裁缝铺，尽管每个月收入百十元，但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减轻儿孙的负担。可喜的是，世纪年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大繁荣，人们生活水平的飞跃提高，即便小镇传统裁缝店销声匿迹了，但人们根本无需为买不到买不起衣服而发愁。现如今的小镇，服装专卖店随处可见，丹比奴、梦特娇、莎斯莱思、华伦天奴等中外名牌服饰纷纷进驻，服装的款式、颜色应有尽有，价格相当便宜。不愿意进实体店的年轻人，图实惠便捷，便选择网上购物。

　　前不久，我回小镇为母亲祝寿，席间恰巧遇到了老朱。问起他的境况，老朱笑而不语，故意要我猜。宴席结束后，我好奇地随他坐车走了，这才得知，老朱已被家乡的工业园区某制衣厂高薪聘请为顾问了，主要工作是为员工授课和负责产品验收。这家制衣厂专事旗袍生产，产品远销东南亚。旗袍制作对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老朱是远近闻名的裁缝，也是小镇第一个会做旗袍的人，技高，严谨，负责，自然能够信任。据说即便年近八十了，依然会因为没订好一颗纽扣，或者盘花不精，恶狠狠批评员工，就像当年对待自己的徒弟一样。除此之外，老朱还当选了本市旗袍协会副会长，一次次鼓励怂恿自己年过古稀的老太婆，穿上老朱设计的旗袍上台走秀。

　　而反观老朱本人，平常穿的依然是色泽漆黑，面料粗糙，抚摸起来一点不柔软，穿戴后也没有足够的飘逸的棉麻长袍，或许在老朱心里，如今的我们，虽然身体被各种布料、丝绸、化纤包裹和爱抚过，但老朱情感上始终皈依的是简单、粗糙却无比温暖的棉麻，那些压在箱底的对襟衫、棉袄、长袍之类的旧服饰，以及一直摆放在窗前的缝纫机，便足够印证这一点。这或许是一个民间手艺人的情怀，抑或是对过去那段逝去的、无法再现的，清贫且快乐的时光的重温。

　　不过，当有重要接待，或者逢大年过生日时，老朱也会欣然换上笔挺的西装，或者儿女们买给他的夹克棉袄。唯一与其他老年人不同的是，老朱会习惯性地打量每件衣服的裁剪和布料，如果满意的话，他必定会端着茶壶，独自坐在阳台的竹椅上，面对川流不息的泸溪河水，情不自禁地唱上一段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