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杨浦区延吉社区第四睦邻中心的亲子乐园，孩子们正玩得高兴。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在平凉社区首届睦邻联谊日活动中，居民们积极参与，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上海杨浦区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仅发挥了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和深度介入优势，而且借由社会组织成功激发出居民的自治兴趣，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和居民之间沟通协调的桥梁
在工作日的上午，上海杨浦区延吉街道第四睦邻中心内热闹非凡。“乐活舞台”上，阿姨们正在排练沪剧；“常青藤健康馆”内，一堂慢性病预防讲座正在进行；阅读室内，居民们分散在纸质书和电子书两个区域阅读……
由社会组织运营、百姓自下而上参与自治的社区睦邻中心，从2012年开出第一家至今已建成54家，成为杨浦百姓“家门口的会所”。“十三五”时期，上海杨浦区的睦邻中心将达到60家，全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家。5年来，上海杨浦区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购买服务资金逐年增长，社会组织数量翻番，在上海率先实现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街镇层面的全覆盖，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
服务多元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以专业优势和深度介入充当社会治理“润滑剂”，他们的参与使政府社会管理综合成本下降了，效率更高了
去年6月一个暑气蒸腾的午后，杨浦长白街道228街坊的签约公示墙边聚满了居民，随着墙上的征收签约计数牌翻到100%，他们将告别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屋。征询率、签约率和搬迁率达到三个100%，这在上海旧区改造征收历史上非常罕见。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社会组织——上海公义房屋征收法律服务中心。
在上海中心城区中，杨浦二级以下旧里存量最多，目前尚存117万平方米。杨浦区有关负责人指出，“过去这些年，在政府主导推动的旧区改造征收工作中，从来没有达到100%的先例”。专业的社会组织，从情、理、法各个角度，发动居民协商解决矛盾，“三个100%”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深层次领域发挥的作用。
按照常规动迁模式，居民意愿征询同意率达85%以上，签约率达90%以上，该地块动迁就可生效。可生效后，总有一些“钉子户”拖着不签，最后只能靠司法强制执行，政府部门还要处理各类矛盾。“三个100%”，是在区旧改指挥部的指导和统筹下，由街道搭台引入第三方律师参与，通过居民整体协商的方式实施和平动迁，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整个地块的动迁也不留“尾巴”。
居民为何愿意相信社会组织？原因在于，作为第三方，社会组织客观公正，作为专业机构，他们从成立起就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生长于民间，完全融入居民，通过挨家挨户的走访来取得信任，帮助居民协商解决问题，其效果往往好于法律裁判或政府行政管理。
谢东是上海公义房屋征收法律服务中心的一员，他曾经花4个月时间蹲守228个旧改基地。谢东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到家搭平台”，一家一家上门协调。比如，钱家有兄妹4人，房子的产权人是其去世的父母，一所房子的征收要分出4套房子，姐弟4人相持不下，迟迟不肯签约。谢东与他们谈政策、谈亲情、谈法律，分析利害关系及持续僵局的法律后果，经过8次正式上门商谈和多次私下个别约谈，最后一家人终于在合约上签字。
记者注意到，政府部门有着多元的社会治理需求，尤其在面对社会矛盾时，社会组织以其专业优势和深度介入在其中充当了“润滑剂”。目前杨浦全区共有社会组织702家，其中以综合治理为主业的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共10家。在社会组织的参与下，政府社会管理综合成本下降了，治理效率更高了。
挖掘居民自治能力
从参加兴趣小组、活动俱乐部，到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的自治能力被充分挖掘
2012年，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开始运营上海杨浦区延吉社区第四睦邻中心前，曾做过一次面向全社区的需求调研，在100份调研样本中，高达95.3%的居民认为现有的社区服务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如何让服务跟上需求？杨浦的做法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由最贴近百姓的人来提供服务。
在小区一座老房子的一楼开辟出一片公共空间，划出9个不同的功能区，同时满足小区居民健康、教育、国学、戏曲、饮食、体育等方面的多元诉求，并为社区里12支居民团队提供日常活动的场所，这在以往的小区架构里从未有过。睦邻中心正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中间“长”出来的自治组织。
刚开始运营睦邻中心，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从自身专业领域入手为社区里的老居民开展健康筛查和讲座，后来将服务逐步拓展，形成包含常青藤馆、乐活社区、科技驿站、成长空间、老有计划等多品牌结合的运营模式。第四睦邻中心的负责人周晓芸是个“80后”，每天活跃在居民中间，平时居民有什么需求都会向小周提出，由她来联系资源。
第四睦邻中心目前只有2名工作人员，要管理9个功能区、4个公共空间，并让12支自治团体每天的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背后依靠的是100多名居民志愿者。罗阿姨是延吉新村的老居民，也是小区里颇有名望的“活跃分子”。参加了睦邻中心健康讲坛以后，罗阿姨成了常驻志愿者，每天负责健身房的管理和健康讲坛的组织宣传。每天按时“上班”，罗阿姨休闲的时间没有了，心里却很高兴。
从参加兴趣小组、活动俱乐部，到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的自治能力被充分挖掘出来。该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基于社区型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领域有了良好的基础以后，往往会扩散到治理领域。
目前，杨浦的社会组织中，社区治理类社会组织的比例迅速扩大，在全区702家社会组织中，有300家活跃于社会治理基层领域，他们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睦邻中心之外的楼组、庭院、小道、花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打造出有温度的城区空间。
政府重视中后期评估
政府变简单扶持为主动干预，逐渐形成社会组织创新培养的“杨浦模式”
在引进到延吉社区以前，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已是一家知名的5A级社会组织，在上海各区运营着16个公共服务空间，覆盖近40余个社区的专业服务项目。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品牌经理王伟立告诉记者，社会组织为什么愿意选择杨浦区，是因为这里有生长的土壤。
在控江路街道社区睦邻中心二层，有一个社会组织“创客屋”，在充满创新氛围的办公环境里，5年来共有23家社会组织诞生于此，43批次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购买公益项目。“比起成熟的社会组织，一些小名气、土生土长的社会组织更需要扶持，他们年轻肯干，更愿意全身心投入到社区服务中。”创客屋负责人魏文庆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培养社会组织，杨浦区先后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政策文件，形成了科学合理、互相协调的政策扶持体系。
5年来，社会组织创新培养的“杨浦模式”已逐渐形成。目前，杨浦区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已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更关注社会组织的质量，要求社会组织符合市场竞争的规律，优胜劣汰。一本“优选名册”，把一批服务好、口碑佳的社会组织囊括其中，供购买主体从中择取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杨浦区还采用“一年一评、动态调整”的方式，鞭策入选社会组织守牢公益服务的“质量线”，鼓励未入选的社会组织继续努力。
“过去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侧重前置把关，只要符合条件就能成立社会组织，现在更强调中期和后期评估，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发展空间和潜力进行评价。”杨浦区对社会组织的培养正从过去的简单扶持变为主动干预，帮助其进行发展规划，让各类社会组织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