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朝文化、元朝文学来说，戴良是乱世废墟中的一朵幽兰。
影响戴良一生的大事，是弃明投元。隔着650年的时光，我们不妨试着理解戴良当时的选择。
当年，朱元璋攻下素有“小邹鲁”之称的儒学重镇金华，采取聆听策议和直接任命的方式，罗致金华文化精英。《明太祖实录》里说有13位金华儒者给朱元璋上课，很多便是戴良的学友。戴良本人也被朱元璋召见，为朱元璋陈述治世之道。
根据我的考证，戴良给朱元璋讲的内容可能就在《论长孙无忌》《论唐太宗六月四日事》《论王珪》3篇文章里。这3篇文章都围绕玄武门之变展开。戴良批评谋臣武士怂恿李世民喋血玄武门，也指出“一代贤君亦从之而不疑，何其悲哉”。当时离朱元璋竖起“大明”旗帜只有4年，他正准备一统江南，窥视江北。可以想见，这样尖锐的评论可能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戴良也因此疏远了朱元璋。
当戴良的朋友们一个个投靠朱元璋，走上反元、反张士诚、反陈友谅的道路并仕途畅达时，戴良却与他们分道扬镳。他拜见朱元璋后，先在金华做了一年半的官，然后弃官逃难了两个多月。1362年5月，赴苏州担任元朝淮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这是戴良42岁到46岁的事情，一个中年人作出这样的选择，肯定不是一时兴起。戴良曾写诗“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对他的朋友发出提醒与忠告。也正如他所预料的，极尽荣宠之后，金华文人除胡翰、朱廉等保全性命外，其他几个都没有好结果：许元遭弹劾见戮，宋濂因牵连胡惟庸案被流放，张孟兼弃市，苏伯衡因表笺见杀，吴沉被谗下狱而死……南宋以来延续百年的“金华学派”走向衰落。
当时淮南江北行省实际上处在张士诚控制之下。1365年10月，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剿灭张士诚的战争开始了。处于风暴中心的戴良度张氏不可为，下定决心北上投奔元朝。1366年春天，50岁的戴良从苏州出发，曲折向北，独自从海路自鄞渡黑水，抵东莱，或许最远抵达泰山，又在昌乐寓居一年多。后来在山东投奔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不得，只能海路返回南方。此后，戴良便一直隐居四明山地。在这里，仿佛沙漏不动，时间静止。戴良在《忆汪遯斋》一诗里曾回忆隐居生活：“四明羁客近如何，别去今才一月过。记得小斋多野思，豆花阴里唱离歌。”四明山因为有了戴良的吟咏，增添了无限诗意，因为戴良的足迹，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
如果不是朱元璋再次征召，戴良也许将永远在四明山过着“衣冠随俗变，姓字畏人知”“地偏惟养拙，岁久未知名”的生活。1382年，66岁的戴良在慈溪或余姚的某个寺庙聊天时，被明朝官员发现，随后被朱元璋召入南京。然而戴良托病固辞，惹得朱元璋将其投入牢狱，几个月后在狱中死去。遗民，羁客，隐居，不仕，都是戴良的自觉选择。一想到他的这些选择，总让我唏嘘不已。
戴良的师友也一定觉得，戴良是一个坚执、诚恳、敏锐的人。比如他的老师柳贯和同窗好友宋濂。
1333年，17岁的戴良遇到了63岁的柳贯，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尽管两人有46岁的年龄间隔，却并没有产生代沟，而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股风带动另一股风，一个灵魂呼应另外一个灵魂。戴良对柳贯无比敬仰，告老还乡的柳贯看到后生如斯，内心也十分高兴。他让戴良住在自己家里，两人常常讨论到深夜，甚至谈论一些很私密的话题。戴良在《柳待制墓表碑阴记》里回忆了一件事情：“良犹记寒夕宿先生斋阁中，先生拥裘语良曰：‘余之交友满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黄公。我死必求表其墓。’”连死后谁给自己写墓志铭的话题都谈到了，可见两人关系亲如父子。柳贯去世后，戴良在柳家断断续续待了3年，训育柳家子孙，帮助柳贯的儿子柳卣处理家事。在柳贯众多学生里，只有戴良这样做。
戴良和宋濂是同窗。宋濂比戴良大七岁，两人有很深的友情，在一起做过几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都拜柳贯为师，柳贯病故后一起编写了《柳待制文集》；二是共同拜访了当时金华官场和文场的“一把手”余阙。但此后两人的发展之路却有点微妙，宋濂逐步远离了余阙，戴良则对余阙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并以之为榜样；三是都受到了朱元璋的接待，并且都担任朱元璋治下宁越府的学官。但两年以后，这对好朋友走到了两个阵营里，一个继续为朱元璋效力，一个则弃明投元。虽然表面上从同门变为对手，但私下里两人的友谊依旧很好，还不时有书信联系、诗歌唱和。1366年春，戴良离开苏州北上时，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了宋濂。在《岁暮迟宋景濂》一诗里，戴良写道：“忽忽岁欲暮，骎骎春已迫。出门尚谁思，悲歌迟来客。客昔与我期，近在旦与夕。如何事多迕，月满且复魄。悲风一夜起，落叶满长陌。女萝虽有托，近亦辞松柏。万物会归尽，人岂无终极。而我与夫子，况皆年半百。前途讵难知，玄发早已白。若不数相过，蹉跎深足惜。”
我看到过一张戴良写的小楷，端正用力，字字精干。品读发黄纸页上的文字，仿佛看到在那些不眠之夜，戴良将所有心事倾注笔端，奋笔疾书的身影。朝代更迭的风云让戴良半生颠簸，虽然他没能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却用手中的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戴良今存诗作580多首，散文270多篇。历史上对戴良诗歌评价较多，《四库全书总目·九灵山房集提要》里是这样写的：“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弃官而走时，他自嘲“失脚双溪路，今经两度春。不堪飞雪夜，还作望乡人”。战乱频仍、人民流离，他喊出“兵戈绵岁月，骸骨缠草莽。魑魅在野号，蒿莱没衢长”。戴良的散文也颇为出色，在文论《求我斋文集序》里，戴良提出散文主张：大凡文章之作，首先必须出于“山川之所发”，即外物感触于心然后发而为文，方具有真情感；其次要“文献之所传”，也即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刑、食货医卜、释老之书无不悉究，强调博采众长。戴良一方面继承元大家柳贯诸人的质直风格，一方面转益多师、融会贯通成就自家风格，为元明之际的散文发展提供了一个嬗变的契机。
戴良出生于诸暨市马剑镇九灵山下，自称“九灵山人”。无论是显贵还是落魄时，他都随身携带一张《九灵山房图》，随时向周围的朋友展示。这些朋友都是元末有影响力的文人雅士，当他们用文字描写记录这张著名的《九灵山房图》时，九灵山这座不知名的小山，就成了文气氤氲之地，甚至可以说，九灵山掀起了元末文坛一个小小的吟咏高峰。戴良写过《望九灵山》一诗：“九灵眇何许，连峰高不极。依稀接远雾，仿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别来岁频易。屋庐闲鸟声，冢墓遗兽迹。可望不可至，空多故乡忆。”如果我们对戴良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对故乡，还是对人生，戴良都是“可望不可至”，在他身后，留下了令人难忘而惆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