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1945年，顾颉刚先生如是说。
汉学，又称海外汉学，指中国本土之外国家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古代，后者关注当代。
钱钟书先生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在学问层面，中外无别。那么，同是研究中国古代，为何还要将国学与汉学分列？
因为国学与汉学研究对象虽同，取径却不同。前者基础是“信”，后者基础是“疑”，故生产出来的知识彼此不同。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汉学的萌芽或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初。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日本朝野开始学习唐朝文化，但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学习方法，即通过背诵、体认与实践，使经典内化为行为准则，这与现代人理解的“学”判然有别。
开创汉学的是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人均学贯中西。尤其是利玛窦，常年生活在中国，与士大夫往来密切，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中国文化有较细致、较深入的观察。深入了解后，他说“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同时期朝鲜外交官也留下《朝天录》等，但利玛窦的观察方法不同。首先，将观察与评论清晰地区分开；其二，建立比较的框架；其三，重视确切数据；其四，注意概念辨析。
利玛窦展现了理性主义思想方法的魅力，既与传统士大夫所坚持的业余立场不同，又与普通工匠片面强调经验有别。
然而，因传教士内部派系纷争，罗马教廷与清廷产生“礼仪之争”。1706年，康熙宣布禁教，传教士开启的汉学传统至此中断。东西方文明因狭隘而擦肩而过，它们背离了自己最优秀儿女们的努力，当彼此再聚首时，只好用鸦片与大炮来完成对话（可参考《东方之旅》一书，柏理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想凭汉学却艰难
鸦片战争后，西方汉学再入中国。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前贤们亦求法于世界，始有西学东渐。汉学在西方属边缘学问，在西方主流学术和传统国学的两方面夹击下，直到清末民初，其风采才真正得以显扬。
在汉学影响下，“古史辨”堪称是最大成果。通过文献学方法，参以考古发现，对传统典籍进行全面重估。上千年来被认为是有序的、彼此关联的历史突然成了碎片，体现出理性主义强大的解构能力，由此也引发强烈的虚无主义情绪。
在此过程中，傅斯年的转向耐人寻味。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西学与国学对个体的撕裂。
一方面，从接受的学术训练看，傅斯年很难信服钱穆式的“通”，认为想象多于证据，使历史变为个人期望的装饰品。
另一方面，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又让傅斯年时时感到压力，他必须承担起自身的文化责任和时代责任。
前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后有国家危亡的使命感，傅斯年不得不抛弃“古史辨派”，转向“重构中国史”，希望以当时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来重塑民族精神。但学术是不断进步的，建构速度很难跟上解构，今天再看傅斯年先生当年的成果，大多已不太具说服力。
从更宏观的眼光看，傅斯年的困境带有必然性。宋代以降，经学衰落，已呈现出“以史补经”的趋势，可近代化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溢出历史常轨之外，靠史学已无法解释。在近代化冲击下，国学在诸多方面均出现了解释困境。
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个千年积累下的问题，非个人所能突破。（下转3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