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莎之筏》剧照 杨若寒 摄
赖荼
法国导演托马斯·乔利（Thomas Jolly）的《美杜莎之筏》作为此次“林兆华邀请展”至今唯一的一部小剧场作品，以其舞台造价之高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看过之后才发现，乔治·凯泽（Georg Kaiser）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今天仍然与我们相关，是因为剧中引发对人性悲观的事件至今仍在不断发生，只不过相比起来，这样的故事若要通过剧场对今天的观众起效，却比凯泽的时代困难许多。托马斯·乔利虽然年轻，却是个对剧场元素具有敏感掌控能力的导演，舞台中央旋转的木船，加上对灯光、音效元素的精巧调用，导演成功实现了凯泽剧中大海中央、雾气环绕的舞台幻觉，得以在视觉、听觉上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凯泽作为德国二十世纪初期重要且多产的剧作家，在1933年二战爆发之前，已经创作了50多部剧作，且其中的45部获得了上演。被迫流亡之后，凯泽的余生中只断断续续创作了19部戏剧，其中的不少还是短篇，独幕剧《美杜莎之筏》写于他流亡瑞士期间，也是生命的最后阶段。凯泽一生饱受疟疾的困扰，这与其对外部世界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正如他的神经科医生所分析的：失眠与抽搐的折磨让凯泽更加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才华，他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显示出超常的自信。比如这部《美杜莎之筏》，凯泽在1943年写给妻子的信中就称，这是“德国戏剧艺术和舞台表演的一次胜利，如此独特的作品是用德语写成的，这个国家为此该多么骄傲”。
《美杜莎之筏》是凯泽在1940到1943年间断断续续完成的，在其最后的生命中，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加上难熬的病痛，让他曾无数次想过自杀，所以也有人说《美杜莎之筏》中主角对死亡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凯泽自己对死亡、牺牲意识的某种升华。《美杜莎之筏》根据1940年从英国开往加拿大的一艘难民船沉船事件改编而成，凯泽将这个故事的角色设定为孩子。剧中以七个场景讲述发生在这艘船上七天的变化，船上的十三个孩子中，有三个主要角色被命名：女主角安是船上的美杜莎，她知道如何教唆、操纵人的意识和行动，男主角艾伦则是他的对立面，而另一个角色是只有九岁的小狐狸，他是这场事件的牺牲者。这艘为了逃离成人战争世界的船只，幕起时还是一幅追求平等、互救的画面，然而随着船上食物、水的减少，女主角安以基督教义中对“十三”的恐惧心理，让船上除了艾伦、小狐狸以外的人都相信只有让船上减少一个人，才能破除诅咒，其他人才能获救。安最先采用了抽签的方式，艾伦却将所有人的纸签扔进了大海，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实际上是安抽到了象征死亡的黑十字，艾伦此举正是为了保护安。安并未停手，而是选择了小狐狸作为牺牲者。为了保护小狐狸，艾伦搭起了一个帐篷，安却利用艾伦对她的感情，以结婚的名义让艾伦与自己在帐篷中独处。小狐狸被迫离开帐篷，在艾伦不知情的情况下，船上的其他人将小狐狸扔进了大海，完成了这场破除“诅咒”的仪式。
《圣经》中上帝花了七天创造世界，到了这艘船上，孩子们却讲述了人是如何在七天内凭借自己的力量，将其变成地狱的寓言。凯泽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却又一生对人的情感寄托着希望，所以他始终没有像与其同时代的托勒、布莱希特等剧作家一样，走向对政治题材的写作。凯泽厌恶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剧中的“新人”身上，然而这些“新人”却总免不了受难、牺牲。在《美杜莎之筏》中，小狐狸被扔进大海的第二天，孩子们终于等来了救援的飞机，然而艾伦最终拒绝爬上飞机，他躺在船上哼起了歌，用小狐狸留下的手电吸引了敌机的扫射，以死亡的方式拒绝回到人性残酷的世界之中。凯泽去世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艾伦，我将自己描述在他身上，我羡慕他的早逝。我不得不活得这么久并且承受生活中的每一种暴行。我不是船上的艾伦，我成了生活刑架上的艾伦。”
《美杜莎之筏》虽然在1945年就已经上演，但极少有成功的版本。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剧中需要饰演孩童的演员，同时如何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大海深处的气氛，也是极大的挑战。托马斯·乔利的处理与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学校学生的表演，无疑是一次让凯泽的剧作重获舞台生命力的尝试。然而，如果凯泽看到今天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沉船事件——无论是土耳其海滩上的叙利亚男童尸体，还是世越号沉船事件、东方之星客轮事件，他是否还会对自己的剧作得到认可如此看重？是否对人性依旧充满同情与希望的寄托？正如这版结尾，导演让象征机枪扫射的灯光从观众席打向艾伦。艾伦的死亡，不知对为了一探舞美究竟价值几何而走进剧场的观众，是否会有一些新的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