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竹图》叶公超

　　□唐宝民

　　在中国现代史上，叶公超无疑是学人从政的典型，叶氏是响当当的海归，回国后，先后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府执教，1941年，由董显光介绍进入政坛，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从此平步青云，历任特使、司长、常务次长、外交部长等职，是国民党历届政府中任职最长的外交部长，在任期内颇有作为，获得过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云景星勋章。然而，1961年，叶公超却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从此被冷落到一边，晚景凄凉，如此结局，虽然是诸多原因共同促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叶公超从政后依然难改书生本色所致。

　　叶公超虽然官职显赫，但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介书生，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在当时以说谎为职业的政坛，他拒绝说假话，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也为自己的下台埋下了隐患。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叶公超对“反攻大陆”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反攻大陆”，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回答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一般政客不会说的，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却毫无顾忌；1954年3月，叶公超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一种道德勇气，但他的职位，却需要他经常说假话，所以他才会有此感叹；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喝酒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可“生性直”的叶公超却实话实说、率性而为，自然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快；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这些话，在心里想想可以，说出来就难免要惹得某些人不高兴，但叶公超却丝毫不在乎；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遭罢黜后，叶公超以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排解胸中的忧郁，“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在画完竹子后，他常常会题上一句“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时，他爱写的对联是：“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这些，都表明了他内心真性情的一面、不同于官僚政客油滑的一面。早在1952年，那时他仕途正红，他就曾步李鸿章原韵作了一首述怀诗，其中有“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句，表达了想要在晚年归隐之意，说明他那时就已经对官场有所厌倦，对学人生涯尚有着些许留恋。

　　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