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歧路灯>》）这是朱自清对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评价。

　　提及《歧路灯》，知者或不甚多。它是我国古代一部以“浪子回头”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更是生动形象的“教子弟书”。

　　主人公谭绍闻是家中独子。其父谭忠弼，“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相与几个朋友，都是正经有学业的”。谭父严格约束儿子交游，常携幼子至书房，读书认字，《论语》《孝经》入学之前已大半成诵。谭忠弼有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能“理智施教，爱而不娇”，这是教子成功的一个时期。

　　谭父逝后，其母王氏误请劣师，弄得儿子“脸上一点书气也没了”，为学不成；溺爱纵容儿子结交浮浪子弟，大量败产。谭绍闻经历堕落、败家的大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立志改过。他用父亲教导自己的方式教导儿子，断然搬家，修建书房，断了外界喧嚣烦扰，与儿子一同静心苦读。自己中举，儿子也成了才，得以重振家业。

　　作者提出了育子“八字方针”——“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以此启发世间父母，须重视家庭教育，为子女创造良好的进学环境；以此告诫世间子弟，应结交诤友，正道直行，莫入歧路。

　　上世纪80年代，栾星先生校注本《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现河南古籍出版社）出版，反响巨大，姚雪垠所作的书序尤为引人深思。

　　李绿园（1707-1790年），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号碧圃老人。原籍洛阳市新安县，生于河南宝丰宋寨（今湛河区曹镇乡），比吴敬梓小6岁，比曹雪芹大9岁。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十岁时考取乾隆元年恩科举人后，他以诸葛亮、范仲淹自勉，人称其有“忧世之怀，壮行之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已届不惑的他对世情体悟渐深。阅尽沧桑、忧思发愤的李绿园回到故园，静坐东轩，以“载道”的严肃态度，开始了《歧路灯》的创作。终其一生心血，洋洋70万言，写成108回，至70岁才脱稿刻印。

　　在小说中他劝诫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须慎。在生活中，他以孝相传，诗书立家，教子甚严，要求子孙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学严谨，为官清慎。但他亦心怀忧患：“哪家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其晚年所写的《家训谆言》中曾说：

　　人于浮浪子弟鬻产拆屋时，往往怜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无足惜也。衣轻食肥，于天地既毫无所益；作奸犯科，于风俗且大有所损。他若常享丰厚，那些谨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孙，该常挑担荷锄、嚼糠吃菜乎？天道无亲，必不然矣！

　　《家训谆言》是李绿园平时对子侄的教育训话整理而成，共81条，就是其后的《李绿园家训》。

　　李绿园有四子，长子事迹不详。三子李范，廪贡生。四子李葛，拔贡，工书法，曾任《四库全书》誊录官，灵宝县教谕。其二子李蘧是乾隆四十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都察院都察御史、工部给事中、江南道监察御史等。李绿园的后世子孙中亦不乏廪贡生、拔贡、太学生。

　　《歧路灯》的创作，不仅为告诫自家儿孙，更为天下子弟而作。李绿园提出的家庭、社会、学校三大教育因素以及“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学严谨、为官清慎”的教子方针，仍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歧路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大放异彩。因其未能刻印，仅在很小范围内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名气不大。

　　学术界真正注意此书，缘自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力推力荐。他们要把这颗“泥土里的珍珠”奉献给读者，由冯友兰校阅、冯沅君标点，兄妹珠联璧合，据不同抄本校勘整理注释，即1927年北京朴社本《歧路灯》（第一册）。

　　最终完成《歧路灯》整理工作的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星，“在极艰难岁月里，以10年时间，使用十一部校勘底本（九部手抄本以及清义堂本和朴社本），作注千余条，完成辑校、标点、注释、整理、研究工作。”1981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终让这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学遗产重见阳光。

　　明珠拂去尘埃，顿时光芒四射。《歧路灯》在海内外引发轰动效应，一大批专家学者对它多方面解读，掀起了《歧路灯》的研究高潮。郭绍虞、朱自清、郭伯恭、徐玉诺等均发表对《歧路灯》研究文章，对此书价值给予盛赞。台湾学者吴秀玉、高双印夫妇潜心研究，出版《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内容丰硕。新加坡学者吴聪娣出版《〈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张晓勇 韩佩 李瑞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