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举了一个窝案的例子。在案件中，一家医院心内科的主任伙同部门下属共同收受回扣：先是由该主任与代理商洽谈好回扣比例，再由副主任负责定期与对方联系收取回扣款，该部门另外两名主治医师参与分赃。为了起到互相监督互不揭发的作用，部门副主任连同两名主治医师一起开车到与行贿人约定的交钱地点，共同参与具体收钱过程。“究其原因，正是个体腐败难以逃离监督机制的制约，为了达到贪腐的目的，腐败分子只能通过形成腐败小团体，以集体腐败形式侵蚀现有监督机制，从而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腐败创造条件。”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在报告中如此分析。

　　医疗职务犯罪往往具有复杂性。在进一步的审查中，苏明等人发现，上述案件不仅仅涉及医院内部的联合腐败，还牵扯广州其他数家医院，进一步形成“串案”。“行贿人不只给一家医院的主任送钱，也同时送给了其他几家医院。”

　　贿赂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医疗腐败以回扣为主，回扣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以产品销售总金额10％~15％的比例，按季度或半年度给医生回扣，二是以使用单个产品给予一定金额计算回扣总数。

　　但在分析了近几年的案件后，检方发现，贿赂的方式和名目，从单纯的金钱形式，过渡到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交割，包括代理商会以过节费、劳务费、资助开会差旅费、赞助学术活动及代发论文等方式给予医生各种相关的经济利益。

　　“一开始，代理商可能并不是明目张胆地送现金给回扣，而是提供各种经济利益和生活便利，如专车接送、开会路途订票服务、过节聚会请客等，而这些经济利益则更加隐蔽，查处难度也相应提高。”

　　对于此类隐蔽的腐败，涉案医生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苏明说，“有的医生甚至还会向检察机关反映，‘我收业务单位的赞助大多数用来印刷一些开会的资料，邀请专家来讲课支付课酬等，我是为了科室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怎么就违法犯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