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乐团深圳演出现场。

阎惠昌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文 齐洁爽/图

　　“我们的高校培养了大量优秀民乐演奏家，古今作曲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民乐作品，可是民乐指挥上哪里找？”面对传统文化的回暖潮，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惠昌抛出了这样的疑问。

　　3月28日晚的深圳音乐厅，作为首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的华彩篇章，香港中乐团在阎惠昌的执棒下为深圳观众带来了“丝路幻想”专场音乐会。演出前夕，这位素以大胆创新闻名的著名指挥家接受了记者专访，在他看来，民乐指挥人才的匮乏阻碍了“中国好声音”传承和创新的步伐。

　　民族乐团兴起，执棒的多是交响乐指挥

　　相比起“民乐”“民族乐团”，阎惠昌更愿意用“中乐”“中乐团”的称谓，因为“它们就代表中国音乐”。他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内各城市的民乐团虽然数量上远不及西方交响乐团，但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光在北京，职业的民乐团就有4个。

　　阎惠昌说，“民族管弦乐队”发源于上世纪20年代，形式上借鉴西方交响乐队，使用的是本民族乐器。古为今用的乐器编配、音色各异的乐器效果和“和谐”的交响要求，产生了“民乐指挥”这一乐队统筹者，是过往长期以来单乐器时代没有的角色。

　　“在世界各地，我经常看到很多民族乐团的指挥都由交响乐指挥或团长兼任，有时甚至是作曲家亲自上阵，或者某个声部的演奏家客串，专业的民乐指挥人才严重缺乏。”

　　阎惠昌以自身经历为例。“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民乐系开设‘民族乐队指导’专业，我成了首届唯一的学生，受教于夏飞云老师。没想到入学半年后，这个专业取消了，我被迫改学交响乐指挥。直到大三下学期专业恢复，我立即提交了跨系申请，回来学民乐指挥。因为中国学交响乐指挥的多的是，但民乐指挥只有我一个，这块天地我可以发挥得更好。一毕业，我就被中央民族乐团聘为首席指挥，34岁评为国家一级指挥，因为民乐指挥人才实在太缺乏了。”

　　演奏家、好作品大量涌现，却鲜有高校培养民乐指挥

　　离开中央民族乐团后，阎惠昌曾受聘于新加坡、台湾地区等中乐团。他发现，数十年来，民乐指挥的匮乏并不是内地特有的现象。

　　“在世界上，优秀的中乐指挥都是缺乏的。除了上海音乐学院、香港演艺学院等有相关课程，中国鲜有高等学院专门设立民乐指挥系。”他说，如今华语地区涌现了大量的优秀民乐作曲家，各大音乐院校也培养了许多民乐演奏家，民乐指挥人才却一直非常匮乏，形成鲜明对比。

　　阎惠昌说，民乐指挥和交响乐指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民乐指挥必须对每一种中国乐器都相当熟悉，要表达出中国音乐特有的神韵和意境，要广纳武术、剑术、书法、绘画等中国传统艺术中一切与线条、造型、意境、审美有关的知识，并充分调动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来表现不同乐器的特定语言和韵味。”

　　具备三样功夫才能当民乐团的“将军”

　　1997年进入香港中乐团后，阎惠昌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决意以中乐团牵头培养民乐指挥人才。“我们举办中乐指挥大师班，现在已经第十年了，有东南亚近千人参加。后来我们又首创了国际中乐指挥大赛，甚至有些国外的交响乐指挥也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中乐。”

　　优秀的民乐指挥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阎惠昌认为，除了有出色的指挥技术，还需要具备三样功夫。“一是要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修为，二是要对西方古典文化有了解，三是掌握现代音乐。这样才能横跨中西古典、甚至流行电子音乐领域。”

　　香港中乐团40年创新 带来的启示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用西方萨克斯演绎丝绸古韵，以民族管弦乐弹奏《上海滩》等经典港剧主题曲，用传说中的唐代古韵开启古今繁荣盛世之旅……这是香港中乐团当晚为深圳观众带来的惊喜。

　　成立于1977年的香港中乐团拥有91位演奏家，拉弦、弹拨、吹管、敲击，样样出色，改革创新的步伐国际闻名。阎惠昌介绍，这个创新，首先表现在乐器上。

　　阎惠昌说，2004年香港中乐团开始乐器改革。“乐团胡琴类乐器很多，传统是用蟒蛇皮制成，但蛇皮对温度、湿度很敏感，音色不稳定。我们研发了用塑料制成的环保皮替蛇皮，不仅在音质、音色、音量上带来质的飞跃，还保护了野生动物，在世界不同气候地区的演出都经受了考验。”

　　香港中乐团还经常用“奇招”与观众互动。9年前造访深圳时，乐团曾发给全场观众一人一个拨浪鼓，在压轴曲目《黄河畅想》中，台上台下千面拨浪鼓齐奏出黄河巨浪的音效，让人记忆犹新。

　　阎惠昌说，中乐团的理念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们不仅参与民族舞剧演出、为话剧和明星演唱会配乐，还经常结合粤剧、舞蹈、书法、绘画、茶艺、花道等演绎跨界音乐会，与香港市民打成一片。

　　“在香港，民乐从来没有过低潮。”阎惠昌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