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台北故居

林语堂台北故居卧室一角

　　林语堂台北故居

　　林语堂台北故居卧室一角

　　1966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的林语堂亲手设计了位于阳明山的住所，在这幢中西合璧的雅舍里，林语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十年。他过世后，那种雅致自在的生活方式和卓尔不群的趣味还留存在故居里，教给忙碌的现代人如何用有限的时间和物质，实现并不奢侈的快乐。

　　走入位于仰德大道二段一四一号的故居，立刻像躲进一个清爽的山林，心中响起林语堂常说的“不亦快哉”。先生踩过的土地，闻到的花香，抚摸过的栏杆，赏过的风景，敲打过的打字机，还和他在世时那样静静地迎接到访的客人。不管主人在还是不在，在这里做客，没有隔膜的感觉。

　　古稀之年定居台湾

　　与胡适、梁实秋等知识分子不同，林语堂并不是从大陆去台湾的，他1936年出国后在美国居住，太平洋将他与中国遍地战火遥遥隔开了。留美期间，林语堂用英语完成了系列著作，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吾土吾民》，这些作品由其友人赛珍珠代理出版，畅销美国，林语堂在海外的声名鹊起，比国内办《论语》、《人世间》的时候还要风光。

　　1955年，新马华侨领袖陈六使在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大学筹委会认为首位校长应该在华人文化界和学术界有崇高声望，搜索了一轮，发现东西方背景俱佳的林语堂最为合适，于是下聘书高薪邀请林语堂担任南大校长。林语堂踌躇满志，携家人到新加坡就职。然而，不到一个月，林氏和校董事会由于资金使用等问题发生龃龉，双方皆不退让，南大只好花了一大笔钱将林语堂辞退。林语堂愤愤然回到美国。不久，他发现好友赛珍珠在出版他的书时，抽取的版税高达一半并享有版权。友谊中还有那么重的铜臭，林氏毅然与之翻脸断交。

　　因为南大和版税事件的打击，达观的林语堂也不禁心灰意懒。不过很快他收到访问台湾的邀约。1958年10月，林语堂赴台受到了空前欢迎。接机那天，何应钦、蒋梦麟领衔数百人迎候，热情的人潮一度将夫妇冲散。虽然访问令他扬眉吐气，但他并未决定在此落叶归根。直到1966年，台湾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呼吁海外著名文化学者到台湾定居。接到了橄榄枝的林语堂，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旅居了三十年的美国，定居台北，那一年他71岁。

　　据他的二女儿林太乙说，在台湾的岁月是林氏最惬意的时光。台湾保有醇厚的中华文明，更让他不能拒绝的是故乡的亲切感，当地人说的闽南话他心领神会，那些吃食慰藉着他的胃，让他想起海峡对岸，近在咫尺的故乡漳州。

　　阳明山一直是台湾社会名流的宅邸聚集地。林语堂旅居海外多年未置一宅，定居台湾后，为表对名士的尊重礼遇，国民党政府在阳明山上划出一块地，让林语堂随他自己的意思创造新宅。

　　在这个林语堂亲自设计的宅院里，处处可感主人脚踏东西方文化的痕迹。乳白色的墙上托着蓝瓦房檐，给这个亚热带四合院带来降温的功效，苍蕨、藤萝、翠竹别致地散落在院中，走廊里分布着几个螺旋的廊柱，灵动如蛇，是南欧西班牙风格。中式院落环绕西式小楼，合璧后的效果是“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中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我看不算那些文艺作品，单单这个宅院就足够为林语堂的浪漫幽默代言了。

　　早年在上海居住时，林语堂就曾讥讽富翁大费周折地闭门造假山，认为还不如与山水为邻的农夫过得更有趣味，因为农夫茅屋外风景比假山可爱多了。

　　笔耕之余，他常常踱步至室外阳台。从这里望出去，是一个以台北盆地为主角的舞台，他则是坐在舞台下的头排观众，坐在舒适的藤椅上，含着烟斗，远眺观音山和淡水河，任思绪飞扬。等到夜色降临，街市里灯光闪烁起来，林语堂和家人在清风中啃着西瓜，两腮挂籽浑然不觉，不亦快哉。

　　会客厅里消失的“烟味”

　　林语堂认为，一个房子应该的样子是“几分零乱，既不太清洁也不太整齐，房里没有多事的女佣拿着抹布见一样擦一样。”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必会赞同这个言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服从容，需要在自由和节制中获得微妙的平衡。林氏的会客厅没有多余的摆设，清爽得体，实用又亲切，正是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

　　来到台湾后，林语堂多了谈天的朋友。有时候，他出门到阳明山和农人谈天，回到家连说高兴，有时候在家接待访客，哪怕对方是名人或大官，当他累了乏了，也会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想睡了，请你回去吧。”这就是林语堂。

　　林语堂对朋友是有要求的，“我要一些好朋友，他们向我倾诉他们的遭遇、婚姻以及其他私事的朋友，能开几句下作玩笑的朋友，精神丰富，谈下流事和哲理时都能敞开胸怀的朋友，有一定的嗜好，对人事有见解，有自己的信仰，也能尊重我的信仰。”只是客厅里无法保存林家特有的烟味，算是小小遗憾。当年他非常喜欢躺在沙发上抽烟，林语堂说过一个人在刷牙洗脸之前，于床上悠闲地吸几口香烟，将一天的事计划一下，对他非常有好处。就这样，持烟斗的林大师为不肯戒烟的人提供了一流的辩护词。某天钱穆和林语堂一起聊天，见他抽烟姿态挥洒自如，然而指中烟卷并不掸掉，旁边也没放烟灰缸，钱穆直担心烟灰突然崩溃，把好端端的地毯玷污。林氏根本不加理会，继续说他的话，任由烟卷燃烧至十之七八，照样浑然一体。钱穆佩服林语堂的生活态度乃是自由中有规矩，善于享受但不会失控。

　　卧房极为简朴，床上的枕头和被子普普通通，不过微物有大义。林语堂对“睡”很重视，他写道：“安睡卧床，在身体上是和外界隔绝而独隐，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为30度的软大枕头上。”他对生活的各种用品都有不可思议的兴趣和见地，连枕头都不会漏掉，这在男性中真是少见的细腻。

　　卧室床头桌上摆着林夫人廖翠凤的几帧照片。据二女儿林太乙说，父母的性格完全不同，母亲拘谨，父亲滑稽，她郑重其事，他对人生采取游戏的态度，但二人感情老而弥深。虽然琴瑟和谐，却并不妨碍林语堂公开宣称，自己同时爱着另一个女子。林语堂西方式的坦率竟然被做派传统的夫人接纳，令人称奇。林语堂对初恋情人陈锦瑞一直无法忘情，八十多岁的时候，陈锦瑞的亲戚来拜访他，听说她住在厦门，林语堂兴奋地说要去厦门。林夫人温言相劝：“语堂，你不要发疯了，你不会走路，怎么还会想去厦门？”

　　当年林语堂是个穷牧师的儿子，陈锦瑞家人阻挠两人婚事，林极为伤心。后来他认识了大学同学的妹妹，也是自己姐姐同学的廖翠凤。廖翠凤家境富足，家人问她愿不愿意跟一个穷小子结亲，她满不在乎地说：“穷有什么要紧的？”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后，为了表示对世俗的轻视，他经过妻子的同意，把婚书付之一炬，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

　　“非著名科学家”的发明

　　早年林语堂把住宅命名为“有不为斋”，启发他起这个斋名的是康有为。“既是‘有为’，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有不为’。”在“有不为斋”，林语堂像蚂蚁一样勤奋工作。书桌上放着笔、稿纸、放大镜……当然，烟斗和咖啡也是少不了的伴侣。据林太乙回忆，林语堂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阅读和写作，一直到午后二点，下午休息之后，晚上八时又开始工作直到子夜。他写作时随意舒服地靠在椅子里，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在笔记本上一页写字，一页留白，写累了就在椅子里小睡，醒了继续写。书架上有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事情就查。

　　林语堂不仅是文学家，还是个“非著名科学家”。故居里保存着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他在美国期间，除了写作，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打字机的研发上，自掏腰包12万美元，如同打磨手工艺品，几乎害得他倾家荡产。1952年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但是因为造价不经济，所以无法推广生产，他这件“送给中国人的礼物”就这样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版收藏。

　　提倡性灵、幽默的林语堂，给外间印象是非常豁达的，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灵压抑的痕迹。然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还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大女儿林如斯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躁郁症，不堪其苦，自杀身亡，这对两位老人不啻晴天霹雳，他们的健康急转直下，廖翠凤只会说厦门话。林语堂自小对三个女儿一视同仁，但因性格不同，三个女儿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女儿林太乙曾是《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小女儿林相如从事科研，大概是遗传了乃父爱发明的基因。

　　由于对这座宅院非常满意，林语堂生前就交代夫人将他的骨灰葬在后院。1976年3月26日，他在香港去世。遗体依其心愿移回台北，和一本圣经、一支烟斗长眠于院内“有不为斋”北面的山坡上，墓碑上镌刻的“林语堂先生之墓”是钱穆所书。听义工讲，林夫人后来将房子捐给台北市政府，政府将故居改成“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再后来扩充功能，变成“林语堂故居”。这里并非仅仅展出林氏生平与成就，还定期为大众举办讲座，这里还时常响起老师带领学生读林语堂英文小说《京华烟云》的朗朗书声。

　　林语堂曾说过，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有人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环境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他说到，也做到了——作为一个实践家，他用幽默调和人生的痛苦，始终活在一种健全而美好的生命状态。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