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晚清近代改革派的先驱，同时，又是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家。康有为原名祖诒，别署西樵山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他出身于望族，幼年从朱九江治经世致用之学。光绪年间中进士，力主维新，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失败后东渡日本。他三十一岁时所著《广艺舟双楫》，为碑学理论重要著作，影响很大。政治失意后，康有为更潜心于书法研究，以卓越的艺术实践，对晚清书坛作了重要建树。

　　历史提供给这位近代史风云人物的，是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他出生的那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隆隆炮声响彻大半个中国。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晚清的失败和时局扰攘，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青年时代的康有为，面对“列强环伺”，国势日衰的严酷现实，心中无限忧虑：“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

　　1888年10月，康有为第一次向上书“极言时危”，请求及时维新。一个毫无官职的区区生员竟胆敢上书，这在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骙和徐桐眼中，真是“胆大妄为”之至。奏折未能上达。事后，他们对康有为进行嘲笑打击，并散布谣言，企图陷害。

　　康有为为了避祸，以书法抒怀，并研究书法理论。然而，康氏研究书法理论，绝不仅仅是为了排愁遣闷，消磨时光，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在书法理论的建构之中。

　　康有为早年从老师朱九江得执笔之法，楷书临欧、颜、柳、赵诸大家，行草书学孙过庭、苏轼、米芾等。中年转而学碑，他自称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当时他住在北京，四处搜找汉、魏、六朝碑刻拓本，追源溯流，穷研楷隶之变化，流派之分合，领悟颇深，并以研究所得，努力付之于实践。他遍临诸碑，如《石门铭》《瘗鹤铭》《爨龙颜》《经石峪》《云峰石刻》《修孔子庙碑》等均有猎及，心悟手追，终成自己风格。

　　传世的康有为书法作品，以行草书最多，成就也最高。其用笔或方或圆，运用自如，毫无雕琢之气；其结字严谨而放纵，整齐中见洒脱。笔意体势间，既有碑之雄肆古茂，又有帖之流畅飞动，气象雄伟，局势宽博，于清代碑学诸家中别有新貌。在理论上康有为虽然提出“尊魏推碑，抑帖卑唐”，但他的艺术实践却走的是碑帖结合的道路。这说明在继承传统上，单纯地宗碑或宗帖，都不免囿于一端，限制自己的发展，只有碑帖并学，博采众长，参以己意，方能仪态万千，卓然成家，这正是近代书法家成功的必由之路。

　　源于当时历史背景及清代尊碑理论与实践的氛围，康有为书法的艺术成就主要还是书学思想的建树。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康有为首先意识到了帖学长期发展所形成的靡弱书风，对尊帖这种单一的书法发展之路提出否定，推倒了崇帖之根基。“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勾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并对宗法晋唐提出质疑：“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其“卑唐”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书法变革的障碍，为其“尊碑”铺平道路，进而称赞碑学：“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

　　他确认学碑可以挽救千百年来由于帖学所造成的颓靡书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所谓帖学之坏，看其对二王书迹勾摹本及刻帖的评价：“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僧面目矣。”

　　艺术的创作贵在创新。在阮元、包世臣提出碑学后，康有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主张，清代碑学的发展自康有为达到高峰而影响巨大，而这正体现了康有为“变革”的思想。康有为正是以变革的思想评价历代书家书迹。因此，他提出“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明确把书法与治世之道相类比。“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

　　康有为在苦闷中把思想寄托于《广艺舟双楫》中，始终贯穿变革创新为美、善的价值判定，并揭示书法艺术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要经历不断的发展进化过程。这都充分体现出他对时代书法的看法。（孙连忠 刘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