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50万雇员的三星集团，其旗下关联企业的资产规模占到韩国企业总市值的30%，李氏家族三代人也得以通过交叉持股模式成为韩国经济事实上的控制者
而在财阀“大马不倒”、资产规模继续膨胀的这10年，韩国本身的平均GDP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不足3%，其中央银行也将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了2.6%，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受东亚安全环境影响，在韩国经济构成中占据最大单一份额的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滑；而素来以“最强追赶者”自诩的三星电子，在2016年也爆出因新款手机GalaxyNote7的电池设计过于激进、导致多起自燃事件的丑闻，不得不全面终止销售并召回该款机型，损失预计超过17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韩国经济的危机，恰恰是传统财阀模式已达效能阈值、无力再做突破的直接结果，且负面效应仍在延续。
以政府扶持的大企业为中心的“汉江奇迹”曾是韩国得以崛起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的关键，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模式已经达到效率上限，弊端却日渐暴露
同样经历过“财阀至上”年代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经历过盟军占领当局的强制拆分，被迫探索出了一条隐性成本更低、决策流程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尽管这种拆分远称不上彻底，但的确推动了大企业部分摆脱固化的政商关系网和单一的家族继承模式，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媒体环境的自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渐透明，也使商界向政客的金钱输送可以迅速被公之于众，从而使主事者不得不有所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