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明表示，在他熟悉的生物医学SCI领域，“学术辅助和单纯的代写相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他理解的“真正的学术辅助/科研外包公司”业务覆盖面广，有着良好的实验条件，比如2000平方米的实验室，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固定实验仪器，负责实验外包和试剂生产。
陈立明说，“没有实验条件的学术辅助公司”业务的开展，则是建立在客户提供数据的基础上。“好一点”的公司虽然没有实验，但数据分析、科研培训的业务也有不少。但在“没有实验条件的学术辅助公司（低配版）”和“论文买卖公司”这里，数据造假和第三方评审造假就出现了。
是否违规的“红线”难界定？
陈立明告诉记者，事实上，“代写”业务在国际上“挺普遍”。
“国外确实没有代投，但代写会有。其实翻译就是代写的一种，叫做‘有中文初稿提供英文初稿’。很多代写的业务都是翻译，所以问题在于你怎么界定。”他表示，学术文章很难直译，从中文到英文，基本上就是写手把原来的内容打散重组的过程，严格来讲不能称为翻译。
“如果叫翻译和润色没问题，但一说代写就是学术不端。可实际这两种业务在操作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陈立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指出，所谓规范的第三方机构也是一种“擦边球”，“很难讲清楚”。
他表示，国外很多承接这类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名义上称自己为翻译公司，替人将论文润色，但“这个中间没什么明确的界限”。
“从替人翻译论文到替人造一个论文，论文造假还有不同的程度，可以帮你修改或者干脆连实验都替你做，都是很自然的过渡。这些公司也会打通审稿的路子，保证你发出SCI论文。”江晓原说。
江晓原说，这些所谓的“规范的第三方机构”既不透明，在操作时又有着很多可以平滑过渡的空间，因此很难简单判定其业务是否真正规范。“一篇文章投稿者找人润色，基本不可能告诉杂志社。你没办法掌握这个事实，所以根本谈不清尺度。”
在江晓原看来，SCI中收录的期刊，实际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他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有8000多种期刊收录在SCI中，而其中部分期刊因为影响因子不高，发表较为容易。本次涉及的论文大多是发在这些期刊上，相关的论文买卖公司一般最终刊发的，也都是影响因子比较低的期刊。
“影响因子比较高的刊物，比如影响因子在前20的，有许多根本不实行所谓的同行评议。”江晓原说，“他们的办刊机制和我们这里的科普杂志一样，没有编委会，也不实行我们这里所想象的同行匿名审稿制度。比如《自然》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在2014年接受果壳网专访时，又一次特别声明《自然》‘从不设编委会’，而且‘自然集团的所有期刊都这样’；坎贝尔以此为荣，他觉得没有编委会才能有独立的思想，不会被学术界的人左右。”
江晓原指出，相对来讲，同行评议是目前最为公正的方式，“那些买卖论文、虚构同行评议的第三方机构，其实都背离了同行评议的初衷”。
论文审核存在灰色地带 监管真空从何而来
江晓原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的杂志没有纸质版，都是所谓的在线发表，如此一来，每期杂志里论文数量基本没有限制，也就造成了编委会审稿的负担。审稿“外包”，弊端就出现了——“这些公司并不是我们所想的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一旦外包出去其实就不再是同行评议了。”
他解释，外包的商业公司衍生了新的审稿模式，让投稿人自行推荐几位审稿人，外包公司会从中找人审稿。投稿者需要提供审稿人的邮箱，于是便有人自己注册了另外的邮箱，编造出子虚乌有的审稿人。外包公司的审稿人将要审的稿子发到邮箱里，实际上是发到了作者本人那里，或是发到代笔的公司去。顺理成章地，会收到正面的审稿意见反馈。而同行评议演变成弄虚作假的行为。
“这些杂志在线发表后，造假现象成批量地出现，规模越来越大后会让某些杂志警觉起来，发现了自己的审稿有问题，进而进行调查。”江晓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最近很多杂志都进行了核查，随之而来的是几十篇论文被撤稿。
他说，这些撤稿的文章也不全来自中国，但由于我国考核能力、职称的时候对论文很看重，所以被撤稿的论文也较多。
被撤稿的论文中，甚至有部分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江晓原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主要依照作者发表的刊物及成果。“只要刊物本身没问题，他们基本就会信任。造假若要被揭露，往往也是由发表论文的刊物来进行。”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规定，基金委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最严重的为7年内禁止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对于情形特别恶劣的，监督委员会其实希望能终身禁止申报。”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曾对媒体表示，“科研诚信建设需要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希望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写论文最根本的目的，是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出来，促进同行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这也是学术论文本来的作用，但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畴。”江晓原说，当越来越多的投稿人背离初衷，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空间便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