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上海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鲍远宝知道，自己的学校“离关门不远了”。
3年来，招生成了他最头疼的事情。一边是日益空荡的校园，学生数量从1200人直线跌至700人，一边是在办公室落泪的家长，恳求他想想办法收留孩子入学。
将这些孩子挡在门外的，并非是紧张的学位，而是一张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证》。
201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须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满两年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及灵活就业登记证明。
在沪缴纳6个月社保，并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是办理居住证的两道主要门槛，看似不高，但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来说，却怎么都够不着。
新政颁布后第一年，鲍远宝所在的浦东新区民办航头小学，新生数量从以往的200人锐减一半。今年9月，只招到30个符合条件的孩子。他了解到，有学校甚至只招到1名学生。
他知道，寒冬来了。从办学之初他便明白，此类学校“只是一种过渡”，迟早会随时代变迁而谢幕。
进不来，回不去
老鲍绝不是唯一一个遭遇招生困境的校长。
这3年间，他不止一次听到其他校长感慨，“生源萎缩得太厉害。”一位在上海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有的学校全部学生加在一起不足10人。
在老鲍看来，入学门槛的提高无疑是重要原因。有学者作过统计，上海及北京市缴纳社保的农民工不到四成，“大多数人在这一环节就被卡住了”。
在上海打拼了17年的安徽人老吴，为了让女儿升入小学，“用尽了全部力气”。然而，好不容易跨过社保这道坎，他却倒在了“合法住所证明”上。
一年半前，他便开始为孩子入学仔细规划。先前做小生意的他，特地换工作到一家能交社保的快递公司，全家也从15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一间更大的平房里。在宾馆做清洁工的妻子心疼不已，房租从每月450元涨到了500元，只为租一间有房产证的正规房。
没想到，老吴还是没拿到那张长86毫米、宽54毫米的居住证。
公司起初为他缴纳的是浙江宁波市的社保，要求满一年后才能给转成上海社保。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公司给他提前了两个月。孩子入学报名时间一天天逼近，一熬到社保满6个月，老吴便赶紧找到房东，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
房东原本答应配合，最后一刻却反悔了。村里人告诫他，“不要将房产证借给外地人办居住证，小心孩子以后把户口落在你家。”
老吴并不怪房东，只是自己默默叹气。他知道房东“是个好心人”，“只是被村里人的话吓坏了”。
后来，为了养家糊口，老吴又辞了快递公司的工作，贷款买车，跑起了网约车。几个月后，他才知道辞职后之前缴的社保也没用了，居住证更加遥不可及。
“农民工一般租不起正规小区里的房子，提供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难度不亚于办社保”。老鲍说。
在新政实施前的2012年，上海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籍人数为13.6万人。3年后，这个数字减少为9.8万人。
一张小小的居住证，赋予了外地人许多户籍人口享受的权利。老吴最渴望其中一项——让女儿在身边长大。
“进不来，回不去。”提高门槛不让进，所以进不来；老家没人了，所以回不去。这正是老吴女儿的真实写照。
这个打工者家庭在老家“种出的稻谷还不够全家人吃”。一家三代都来到了上海，如今老家只剩下孩子70多岁的外公外婆。
老吴的妻子湿着眼眶说，要不是自己的父亲得了胃癌，她或许还会“狠狠心把孩子送回去”。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怪自己，“早知道现在这么难，就不生这个二胎了！”
上海进入“门禁时代”
老吴是上海982万外来常住人口中的一分子。
这是最新的统计数字。每10个在上海常住的人中，就有4个是外地人。2015年，这个数字首次出现下降，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15万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流出人口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数字背后是上海市越来越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今年8月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中，202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目标被设置为2500万人，此后20年将实现零增长。目前距离2500万人只有85万人的差距。
老吴居住的那个郊区小镇，原本经历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每年有两万人涌入这座小镇。外来人口多过本地人。镇上常常听到混杂的外地口音。
在这里，四五百元就可以租到村民私宅中的一间，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很难想象自己身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但是对于老吴这样的外地人来说，这里生活成本低廉，离繁华的外滩不过30公里，坐公交车就能触到地铁线的末梢。这里是他们上海梦的起点。
然而，这几年，留下来不再那么容易。两年前，镇上便提出“实现人口调控‘零增长’的目标”——此前的提法则是“导入15万人口”。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教育资源紧缺等“大城市病”愈发显著，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都将人口调控列入城市发展规划中。
上海市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提高，便基于人口调控趋严的大背景。
校长老鲍记得，新政出台前入学门槛很低，“基本上只要拿着农村户口本来，去街道上办个证明，都可以入学。”在不少校长看来，那是上海对流动儿童大门敞开的时代，也是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90年代，老鲍从安徽老家来到浦东航头镇。这个位于奉贤、闵行和浦东新区交界之处的小镇，农民工大量聚集。瞅见机会的老鲍，在家乡的公办学校办了停薪留职，加入了当时颇为壮观的“简易学校”办学潮。
当时，在上海市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困难。只需在人口流出地办理“跟踪办学证”，在上海报备，外地人便可在沪开办学校。一时间，上海涌现出500多所“简易学校”。
2008年，上海市在全国开创先河，宣布将在3年内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全埋单。每名学生每年补贴的金额从2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6000元。16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逐渐被纳入民办教育规范管理，共提供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被称为“纳民”行动。
“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难度也大大降低了。”上海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告诉记者。根据相关数据，在“纳民”行动实施的同时，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提高了约30％。
随着财政投入的加大，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媛媛研究发现，在这些民办学校学习的孩子，正在一点点进步。原先他们和公办学校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相差十几分，4年后差距缩小了一半。
上海这一举动极具示范效应。政府购买学位的“上海模式”，被东莞及深圳部分行政区效仿，广西等地也有政协委员提议借鉴。不少学者认为，上海市的政策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导向。
然而，政策在2013年年末发生了巨大转变。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进入“门禁时代”，居住证成了识别身份的关键芯片。一年后，入学又增加了一项门槛——儿童既不能小于6周岁，也不能大于7周岁。这意味着，去年没赶上入学这班车的外地孩子，下班车也赶不上。
此后，陈媛媛发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学习成绩的进步势头停滞了，甚至稍许还有些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