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问题’

　　 游泳中心的内部人至今仍愤愤不平：以前那么好的一个乖宝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事实上，牛奶战争只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双方的矛盾早就日积月累。

　　 两 位倾向于宁泽涛的知情人告诉记者一件事情：宁泽涛获得世锦赛金牌后，游泳中心有人拿了几千张照片（这是其中一位的说法，另一位提供的数字是300张）来要他签名，这让宁泽涛很有意见，但他还是签了。这些照片不知道用来干什么，也不知流落何处。就是这样的小事，加速磨损了宁泽涛和游泳中心的感情。

　　 但在一位接近游泳中心的记者口中，签名照事件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宁泽涛成名之后，教练叶瑾拿了若干张照片找他签名，宁泽涛只签了一部分，把笔一扔，说：“不签了，我累了。”这位记者说，叶瑾从此寒了心。

　　 宁泽涛2011年出事的时候，还没游出成绩，只是海军队主教练叶瑾带的数十名弟子中非常不起眼的一员。能得到叶瑾悉心指点的只能是少数尖子，一个心灵受伤的无名少年，很难引起教练的注意。

　　 接受张斌采访时，宁泽涛说，外教布朗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布朗不断鼓励他，让他更有信心。

　　 3月26日是布朗的生日，宁泽涛发了一条微博，祝布朗生日快乐。尽管将宁泽涛带到了世界冠军，叶瑾或者“叶教练”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微博之中。

　　 一位体育记者告诉《中国企业家》，尚修堂没退休时，宁泽涛和游泳中心关系尚可。但对于新一任游泳中心掌门，他的态度就不那么顺从。

　　 游泳中心举办的各种商业活动，宁泽涛能不去就不去，即使推不掉过去了，他也会刻意避开那些游泳中心赞助商的广告背板。

　　 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里有句话：成年人只关心利弊，不问对错。据《中国企业家》了解，宁泽涛与游泳利益共同体交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永恒的因素——利益。

　　 2001 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三）规定：运动员广告收益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原则上应当按照 运动员个人50%、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15%、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项目发展基金15%、运动员输送单位20%的比例进行分配。”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的赞助商透露，宁泽涛的商业代言收入分配份额是这样的：游泳中心分50%，教练分12%，中体经纪拿15%，落到宁泽涛手里的，只有23%。宁泽涛不是Mr.10亿，严格来说，他只是Mr.2.3亿，还是税前的。

　　 不仅如此，宁泽涛还没有自己选择代言的权力。上述赞助商透露，曾经有一家乳制品公司出1200万找宁泽涛代言，宁泽涛和教练都同意了，上报了游泳中心，但却被游泳中心推掉了。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

　　 据新华社报道，游泳中心的权力来自于自己制定的《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在役运动员参与商业广告活动及社会活动，必须 征得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同意，并由中心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在役运动员不得单方面与商业推广单位及企业签订协议”。

　　 这些规定制定的依据，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在1996年下发的《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

　　 但 是，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将上述规定修改为“运动员商业活动中价值的核心是无形资产，包括运动员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对多数运动项目而言，运动 员的无形资产的形成，是国家、集体大力投入、培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运动员个人的努力”，还规定了，“要保障国家队训练竞赛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 依法保障运动员的权益”。2006年的文件同时明确了原国家体委1996年版文件废止。

　　 和1996年版相比，2006年的文件没有明确否定 运动员对自己无形资产的所有权，而是和了把稀泥，承认国家和个人都有份，但却没有对份额作出明确划分，产权暧昧不明，导致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如果个人 与集体为商业利益发生矛盾，处于弱势的运动员除了借助舆论，很难与集体掰手腕。

　　 即使如此，游泳中心也绕开了2006年文件，而是根据已经废止的1996年版，依然规定“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

　　 这 种规定显然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事实上，早在2002年，姚明被休斯顿火箭队以状元秀选中，登陆NBA，当时篮协就以1996年版规定为依据，要求姚明交出一半年薪与代言收入。后来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上交份额减少为3%-5%，但这笔钱仍然高达上千万人民币，姚明在自传中直言，“他们不配得到这笔钱。”

　　 之后一年，姚明又和可口可乐打了一场官司。当时可口可乐成为中国男篮的赞助商，将姚明的形象印在了可乐罐上。姚明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一元，并要求可口可乐公开道歉。这桩官司最终以双方和解告终，可口可乐公司向姚明致歉。

　　 姚明的例子发生在2002、2003年，2006年体育总局制定《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两起事件的影响。中国篮协也与时俱进，后来易建联同样进入NBA打球，就没有缴纳这笔费用。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网球领域。2009年李娜等小花单飞时，和网球中心达成的协议是上交12%的广告收入和8%的比赛奖金，但孙晋芳曾经公开表示，从来没见有谁交过。

　　 哪怕和游泳一样依赖举国体制的田径，在分配刘翔这样明星球员的商业利益上，也严格按照《通知》规定办，不得擅自更改。刘翔的商业收入，他自己拿50%，其余15%给教练，15%给田协，20%给地方。

　　 当 规则滞后于时代，要想避免矛盾，就需要管理者灵活运用规则，平衡各方利益，乃至对明星运动员做出妥协和包容。乒乓球、田径等管理中心都允许明星运动员自己谈商务合作，只要交一部分管理费用就行。以李永波的强悍霸道，在羽毛球中心赞助商是李宁的情况下，仍然默许林丹与尤尼克斯签下了据说高达一亿的巨额合同。

　　 遗憾的是，游泳中心似乎缺乏这样的传统，2005年，跳水队将奥运冠军田亮开除出队，2011年，游泳中心因为“被代言”事件，险些与孙杨势同水火。这一次，宁泽涛在总局干预下，最后时刻才避免了里约梦断。

　　如果宁泽涛去不了巴西，前述赞助商告诉《中国企业家》，游泳中心将面临很大麻烦，因为赞助商就是冲着宁泽涛签的，如果他是被国家队除名，按照合同条款，游泳中心就要赔偿赞助商，“那就不是三五百万能解决得了了。”

　　 宁泽涛则告诉知情者，他不能接受去不了巴西的结果，但也不是说要豁出所有的尊严，去换这一个名额。他父母的意见也很坚定：只要他健康、开心就可以，儿子做任何决定都支持。

　　 知情人士透露，成行里约，并不意味着宁泽涛与体制的博弈画上了句号。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由里约奥运会的成绩决定。

　　 100米自由泳，一个来回，宁泽涛游了无数次，里约这一次，能否成为真正的“自由之泳”？

　　 （转载自公众号 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