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工人是尘肺病的重灾人群。图片来源：网络
5月底的一天，66岁的赵怀德正躺在木板床上，张着干裂的嘴唇，用尽全身的力量一阵阵短促地喘息着。他面色蜡黄，身躯形同一块枯木，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生机。
尘肺病正变成一根越收越紧的“铁链”，让赵怀德迈不开脚步，无法入睡，甚至抬手脱一件衣服都气喘吁吁。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家煤矿当矿工的时候，他是带领工友们打眼、爆破的工头，50多岁时还能扛得起上百斤重的煤炭。2003年的一天，他在矿上做支护工时，卡木头的木屑蹦到左眼里，这只眼睛就瞎了。
现在，他平躺一分钟都会感到胸闷难耐，睡觉时他只好侧起身，把胳膊放在头下垫高，身体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
两年前被确诊为尘肺三期并发结核时，这个为家人奉献了一辈子的男人就拒绝花钱治疗了。结核是尘肺病人的主要并发症，肺里的粉尘和结核杆菌协同作用，最终让他的肺凝固成一团无用的废物。
去年冬天，冷空气让他仅存的气管和肺泡收缩，险些掏空了他的生命。家人紧急把他送回老家张家口有熟人能报销的医院输液，才缓了过来。现在，他长期呆在老家，每三天吃掉一盒36片装的利肺片，这些药都是他妻子范长花从药物批发市场低价买来的。
为了能获得赔偿，范长花这几年一直在坚持为丈夫讨公道。从儿子还未结婚，到现在孙子5岁大，这个60岁的女人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跑遍了整个房山区的卫生和安全监督部门。
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艰难喘息的赵怀德。
截至2010年6月，房山区政策性关闭了数百家小煤矿。但在遣散矿工时，并没有安排职业病体检。相关人士预测，这导致上万名身患尘肺等职业病的矿工没有及时得到赔偿。而赵怀德只是其中不幸的一位。
尽管后来在一些患病严重矿工和法律界人士的推动下，北京市与房山区政府统一解决了千余名矿工的职业病赔付问题。然而，仍有相当多赵怀德一样的矿工没能得到赔偿，其中不少人甚至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赔偿。
钱志华、牛凤祥、郭君、崔华莲……这些都是曾经和范长花结伴“找待遇”的矿工，他们有人带着氧气瓶去国家部委上访，有人胸前插着引流管在区政府门前静坐两天，但最终得到的，一直是推诿和等待。
漫长的维权道路上，范长花虽然最终帮丈夫走完了门槛重重的职业病鉴定程序，但随着程序一步步接近赔偿支付，更大的困难和无助迎面而来。
“只要确定是在房山的煤矿打工得的尘肺病，咱都帮着解决。”房山区人社局副局长白秀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他随后又强调，“尘肺病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基本画上了句号。”3年两次判决，艰难的身份认定
“跑断腿就跑出一麻袋纸片来。”当着记者的面，范长花把柜子里的一包材料扔到了床上。这些登记表、判决书和机关回信散落满地，全摞起来有十几公分厚，个个盖着鲜红的公章。
这些材料，代表了她一路上的曲折。
1984年，赵怀德和妻子从家乡河北张家口赤城县来到北京房山区打工，之后就一直在周口店龙山煤矿从事向导支护、采煤、打眼等技术工作。龙山煤矿是当地的村办煤矿，2007年底，作为北京市政策性关闭的小煤矿中的一家，这家煤矿被关闭。
煤矿关闭前，范长花在井上开搅拌车，推矿车。她回忆，煤矿关闭时，一线职工并没有被安排职业病体检，当时很多人也没有在意。
但后来陆陆续续有矿工检查出患上了尘肺病，一些人开始要求赔偿。2010年，陆续有矿工因职业病获得赔偿金的消息传来。2011年底，正在当保安的赵怀德和几十名工友前往北京朝阳医院检查，查出了尘肺一期和肺结核。
朝阳医院是北京五家具有鉴定职业病资格的医院之一，然而，要向让医院出具正规的职业病鉴定结果，还需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史证明，来认定矿工身份。
矿工的身份认定其实并不难，1995年，因在这座村属煤矿工作10年之久，房山区周口店村委会出具证明，特许他购买了村里的住宅。2006年，他还获得了《上岗证》，而在2007年4月至煤矿关闭期间，煤矿为他在房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缴纳了工伤保险。
但当他找到周口店村委会时，村委会却拒绝出示加盖公章的任何证明。
2012年2月，赵怀德和工友来到房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也吃了闭门羹。“刚去的时候，说得还挺好，姓吴的科长说‘没事儿，他们不管咱们管’，结果过了年，这位吴科长就退休了，新的科长和村委会协商后，就说‘办不了’了”。范长花回忆说。
“又找安监局，他们说没接到移交手续，找区信访办，他们叫找劳动局，他们说没有鉴定，你还得找卫生监督所，他们来回推，就是不办实事。”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4日、署名赵怀德的投诉材料这样写到，
2013年底，在工友钱志华的提议下，赵怀德一行人前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上访，其信访办公室建议向省（市、区）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反映，随后他们到了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建议向房山区政府反映。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下，他们向房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邮寄了申请，要求对煤矿关闭时不安排职业病体检和诊治予以行政处罚，但收到的回复称，由于煤矿关闭，无法进行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