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1：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   专访院士钟南山

　　本报记者 姜永斌 张锐 荆培轩

　　清明节三天假期，84岁的钟南山一直在位于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的办公室工作。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7年前，非典期间，67岁的钟南山牢牢坚守于此；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袭来，84岁的他，仍然像一名钢铁战士站在斗争最前线。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4月4日，接受记者专访时，钟南山以一句直击人心的话，道出了医者仁心，更道出了一位84岁老人对生命的体悟。

　　奔赴：“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问：您1月18日急赴武汉，到武汉后了解到哪些情况，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钟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在参加会议讨论广东省抗击疫情部署时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当天晚上必须赶到武汉，参加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而且安排我做组长，第二天要进行讨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

　　我是带着一系列疑问去武汉的，因为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我在车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开会以前，很多在武汉临床一线工作的我的学生，还有此前从北京派去的专家都跟我讲了一些情况。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我就有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

　　1月20日上午，我代表专家组汇报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它肯定存在两个现象，一是人传人，二是医务人员受感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这个疾病会迅速蔓延。

　　面对一个新的传染性疾病，首先要考虑怎么防。对所有的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把它堵在上游，一定要防止它大量向外扩散。当时我心里头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上游能够解决好病人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波尽量减少传播的一个关键。

　　战斗：“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问：如何总结两个多月在防控一线的日子？

　　钟南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确的。早期实施上游堵截，把武汉传染源截断，在全国开展群防群治，后来上升为联防联控。什么叫联防联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在中国是成功的。在重视医疗的同时，也注意总结规律，比如它有哪些临床特点，哪些药可能有效，这些对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经过艰苦努力，现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这非常不容易。但是，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到4月3日，已经有700多例境外输入病例，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入境人员必须都要做检测，只要是阳性就要隔离。

　　问：在这期间，您个人感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钟南山：在我从医以来，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在于病人最后是救活了还是去世了。把病人救活了、康复了，什么都好说；如果病人没有救过来，那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避免更多的感染，减少死亡，对于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问：疫情期间您多次与救治团队连线会诊，这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什么作用？

　　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视频连线，我的团队以及重症医学科、放射科医务人员，定期连线广东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以及湖北武汉等疫情震中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会诊研讨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条件下，这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

　　进展：“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问：在这场科学与病毒的赛跑中，您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科学救治和药物验证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钟南山：我们开展了氯喹和连花清瘟胶囊临床试验，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连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新冠肺炎与SARS相比，除了肺纤维化等共同特点外，突出的特点是小气道里黏液非常多，阻碍了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我们前期观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的情况，初步发现氢氧混合气能够明显改善气促，可能更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问：除了救治手段，公众还普遍关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为什么疫苗这次如此受关注？

　　钟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1个传3个半，而SARS顶多是1个传2个，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每天增加上万名确诊病例。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都很强，死亡率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遗症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周围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根本看不见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认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须要抓紧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

　　问：您是医生，也是带队攻关的院士，你们团队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救治必须时刻摆在抗击疫情的极为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比如，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总结了1099例的临床特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首次汇总到全国范围内过千例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时是不发烧的，所以把发烧作为唯一症状不合适；另外有些病人的实验室指标特别高，很快会转为重症。这些基础科研在全球救治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连线时大家普遍关注的。

　　问：在与外国专家连线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视频连线时，我们主要从“四早”、联防联控等理念出发，分享了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我们初步与美国哈佛大学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家风：“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

　　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为医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儿科医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经常有很多邻居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药以后好了，邻居很开心，父亲也很有成就感。我母亲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级护理师，后来在华南肿瘤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当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组建。在家里，父母谈论的多是医学方面的内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培养出了兴趣。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证据。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证据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

　　问：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业？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无形的。因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爱人也说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够安静坐在家自己看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我现在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一回到家就有饭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顾。由于生活上没有顾虑，也能够保证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您曾讲过，自己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那一年才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

　　钟南山：当时孩子还小，我和爱人长期分开，对家庭和老人的照顾很困难，所以碰上一个机会就调回广州了。回来为什么算是一个大的转折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医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35岁那年，回到广州后才从头开始，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当时，在临床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穷二白”，因为我读大学期间还为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医就上了半年临床课，之后又留校当老师。所以我此前并没有搞过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您在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就在前几天的4月2日，还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留学期间有什么事印象深刻？

　　钟南山：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考过了才能去。当时的英语考试我考了52.5分，结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坐火车去英国要9天，为了省钱，连草纸、洗衣粉都带着。我们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在英国剪个头发就要12英镑，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到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后，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关。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每天参加完查房，就去图书馆借录音带来听、来写，听不懂的就去问，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来提高英语水平。

　　我的导师弗兰里教授是专门研究慢性气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项做得比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认可。英国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做出了一点成果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往下做，他们是要反复验证，没走好第一步之前，绝对不走第二步。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实验，不一定相信权威。这两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后来一直很重视对团队基本功的训练，练好了再提高。

　　问：听说回国前导师极力挽留，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国？

　　钟南山：后来，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伦敦进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伦敦另外一个教授，他主要看我有关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国家这么困难还给我们机会出去留学，从来没想过不回来。学了以后就得回来提高我们国家的科学水平，当时就是这样单纯的想法。

　　问：您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钟南山：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我不太习惯从文献中找课题。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们要经常想到的是，在医学里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怎么去解决？像我40年前在英国，就开始跟导师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当时诊断很清楚，但是治疗很落后，后来技术改进了很多，但对病人治疗仍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

　　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要害在哪儿？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会发展为脑出血、脑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现其他症状才下诊断，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并症都可以避免发生。这就是战略的进步。

　　很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没什么好办法救治。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了，这个时候肺的病变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在病的早期进行干预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中，只有出现症状才干预。现在我们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更早期没有出现症状，或者只有很轻的症状时就实施干预，效果非常好。我们要继续走这一条路。

　　问：我们看到，您的这张办公桌上，除了电脑、资料，还专门摆了一个年轻时打篮球的小雕像，年过八旬仍能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否和一直没有间断锻炼有关？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后来在中学、大学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优点，一方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什么事情都想争上游不落后、追求高效率。我原来跑400米，训练一年成绩能提高两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的工作里，你为什么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所以这对我提高学习效率有很大启发。再一个就是协作，像跑接力赛一样，得大家一块儿努力。我们研究所里从1982年就开始组织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坚持了30多年。

　　身体是基础，健康需要投资。我现在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还有这个能力支持，跟身体锻炼很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一辈子受益非常大。

　　问：能和我们回忆一下，什么书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吗？

　　钟南山：工作以后，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一类的书籍，但在中小学时看了很多，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亲说过，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点什么就不算白活。

　　未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全部政策中，这是要害”

　　问：今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钟南山：非典以后，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能够及时监测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传染病。这些年也确实做得不错，包括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H5N1和H7N9禽流感等。但还有继续完善的方面，因为预防工作应该摆在更高的地位。党中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全部政策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更重视抓上游，搞好预防为主，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总的来看，公共卫生体系，一个是认识上需要加强，另一个是组织结构需要改进，对于突发性疫情，应该赋予疾控机构更大权力。

　　本世纪刚过20年，就已经出现三次冠状病毒感染疫情——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这次的新冠肺炎，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博弈。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和谐的生态关系，这样自然生态链才能够比较好地运行，这是很重要的。

　　问：几年前您说过有两个心愿，建成广州呼吸中心和推出自己研发的抗癌药，请介绍这两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钟南山：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支持下，广州呼吸中心目前推进顺利。跟我们合作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看到我们是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有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们花了十年时间去推进，现在这个平台正在加速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能够完工。

　　这个中心有四项功能，一是科学研究，二是人员培训，三是疑难疾病诊治，四是急性传染病防控。现在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国际上最大的呼吸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花了26年研发一种抗癌药物。这个药有一定普适性，不是单纯治疗某一个肿瘤，而是多种实体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有望在今年得到临床批准。药物研发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这个药能够造福很多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除了这两个心愿，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改变全世界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战略。这个病分一至四期，现在的治疗重点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上，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预防上，就能事半功倍。我特别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诊早治能形成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治疗思想。

　　采访结束时正是上午10时。窗外警报响起，钟南山站起身，腰板挺直，静立默哀。“中国的医务人员始终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他说，这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对被新冠病毒感染牺牲医务人员的认可和尊重，是从人们的内心肯定这些白衣战士的贡献。

　　附件：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代表作2：

　　健康深呼吸   专访院士王辰

　　本报记者 聂新鑫 陈昊

　　4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现有本土重症病例降至50例以下。而两个多月前，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关头，重症病例最多时在11000例以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国家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王辰院士，就是积极参与救治重症患者的专家之一。2月1日，王辰带队赶赴武汉。几天后，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这位儒雅坚毅，言语平和理智，思维清晰的院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把已经确诊的轻症患者及时收入方舱医院，进行集中救治和隔离，成为扭转武汉保卫战战局的关键一招。4月2日，王辰院士团队在《柳叶刀》发文，向全世界分享了中国方舱医院的建设和管理经验。

　　日前，本报记者对王辰院士进行了专访。

　　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救治是当前重点工作

　　问：武汉“解封”后，您和团队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王辰：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救治一直是我和团队的重点工作。中日友好医院团队收治的都是危重病人，包括一些因公被感染的医务人员。我每天都会去关心和了解团队所进行的救治工作情况。这是一支整建制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在人员配备上非常齐整，因此在救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上承担了大量工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们将原在不同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病人转到由协和、北京、中日友好等医院组成的国家医疗队进行救治。同时，这段时间我还承担着金银潭、雷神山等医院的会诊工作。

　　其他的重点工作还有很多，作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在武汉期间这两项本职工作都需要通过远程手段来完成。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最高层级的智库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作为国家重要的医学研究机构，在疫情防控中承担了一系列系统性工作。

　　问：和您刚到武汉时相比，现在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情况如何？

　　王辰：目前来看，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这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对其传播规律尚不甚清楚，必须迅速进行关键性的科学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疾病规律，更主动更科学地进行防控。

　　病毒无国界。虽然各个国家疫情各有特点，但我国的经验有其借鉴意义。我们目前同欧美国家做了大量学术交流，也包括卫生政策方面的交流，比如与欧洲呼吸学会、美国呼吸医师学院、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能够与各国同行分享抗疫中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

　　必须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药物研究

　　问：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为什么说这是当前一项关键任务？

　　王辰：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作出部署，要求抓紧在重点地区扩大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范围，提高检测率，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感染者，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状况。目前，我们已制作完成了完备的技术方案和详细的工作手册。通过核酸和血清抗体的流行病学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了解病毒的传播特点、流行病学特点以及致病的规律，为完善防控方案提供科学依据，降低其可能的传染风险。

　　新冠肺炎到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病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到底有没有长期慢性带病毒状态，无症状感染者和“复阳”病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要做，但其中比较关键的一项研究，就是对以武汉、湖北为重点，包括全国其它地方，在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开展核酸和血清抗体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样才能明确有多少已产生抗体，这种抗体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其变化趋势如何，抗体能够提供多长时间保护等等，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对完善防控策略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问：大家很关心哪些药物对治疗有所帮助，这方面研究进展如何？

　　王辰：我们目前已经对一些药物进行了严格的实验和观察，近期已经接近药物试验解盲和出结果的阶段。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药物对治疗能否有所帮助等问题，我们期待根据研究数据给出客观的评价。

　　这里一定要明确，包括医学界很抱希望的瑞德西韦、氯喹等在内，在严格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确定这些药物是否有效。比如说体外实验有效、动物实验有效，但对人体是否有效，这在医学上完全是两个概念。必须用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健康上极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平静顺畅地呼吸

　　问：您不是第一次站在防疫最前线了，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中，您曾担任北京和全国临床专家组组长。经历多次战疫，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王辰：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小到具体的防疫和应对新突发传染病，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大到国家整体发展，卫生健康是国家极为需要重视发展的公共事业之一，其关乎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这次疫情之后，我们还要对此进行深刻总结。

　　卫生健康事业还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潜力巨大，在发展好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的同时，把医疗健康产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产业，用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进行发展，这对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十分重要。

　　问：您曾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从事管理工作，在您看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应该如何更好发挥医院的关键作用？

　　王辰：我们必须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定要促进医疗和预防的融合。从SARS开始，到H1N1流感，再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真正促进医疗和预防体系的融合，而不是让它们愈行愈远。从国际来看，预防队伍也都是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主。如果让医院只是去负责诊疗，把预防功能从医院中剥离出去，这种做法是让医院这一主流的预防力量置身事外。

　　防和治本身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离。比如说三级预防，一级预防是所谓的防未病，防止疾病发生，比如少吃盐防高血压，少抽烟防肺癌，等等；二级预防主要是为了防止小病变大病；三级预防则是防止大病对患者造成功能的残疾以及痛苦和死亡。其中二三级预防都是在临床上开展的，医护人员在一级预防中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比如有这样一种现象，平时宣传控烟很多人都不听，而医生让他戒烟，他就很入心入耳。因此，只有把临床体系跟预防体系高度融合和一致起来，才能够解决预防的根本问题。在疫情之后，一定要强调防和治的融合。

　　问：作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经过本次疫情，您对呼吸学科的发展有哪些新的认识？

　　王辰：经过本次疫情，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发展好呼吸学科的重要性。回顾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SARS还是新冠肺炎，都经呼吸道传染，问题都主要出在肺上，呼吸学科承担了最主要的诊疗任务。

　　今后，希望能够更加关注和重视呼吸学科的发展。呼吸学科的现代学科发展格局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从传染病看，最可怕的、产生最重大的、最具颠覆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是呼吸道传染病；从常见疾病角度来看，从儿童到老年，呼吸病都是第一大系统病,儿科里70%是呼吸病，80%的老年患者因呼吸系统感染和呼吸衰竭死亡；按疾病负担来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慢阻肺、哮喘、肺炎、肺癌、肺结核、尘肺、肺栓塞、肺心病等是最大的疾病负担。

　　人生在健康上极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平静、顺畅地呼吸。我们可能平时并不觉得它的宝贵，但实际上，所有症状里最难受的就是憋气，就是呼吸困难，它和濒死的感觉是联系在一起的。呼吸学科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一定要发展好的重大学科。

　　医学教育的成功应该是灿烂其前景、严格其过程

　　问：您学医从医已有40年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王辰：首先是善良，我认为这是医生的第一素养。一个善良的人做了医生, 他会很自然地将人道精神体现于为病人治病的过程中，而为了更好地为病人治病，他又必然地要提高自己的医术，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的素养，他就要投身到学习和研究、发展医学的工作中去。也只有心怀善良，才能在医院这个最能见浮世众生和人生百态的地方，真正安心地做一名好医生。所谓医者仁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是科学认知与研究能力。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若要看好病，必须依靠逐渐积累的医学经验，这种积累绝非零星病例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思考和总结得来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科研的雏形。医学是一门研究生命和防治疾病的复杂学科，需要我们每一个医学工作者通过科学研究揭示生命的奥秘，促进医学的不断进步。通过参与科研，才能使医务人员成为最先进科技方法的掌握者和应用者，使患者成为医生职业的受益者。

　　再有就是人文素养。要学会与患者、与社会良好地沟通。要注重从心理上、精神上关怀、关爱患者。

　　我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长，在疫情中不但要进行教学，还要注意保护好学生，防止其感染。同时，要通过这次疫情，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激发并强化他们的使命担当意识，这些都是学校培养好医生需要做的。

　　问：经过这次抗击疫情，您认为我国的医学教育应怎样调整完善？

　　王辰：这次疫情显示出我们国家医学教育体系还比较薄弱。我们一方面看到医护人员所表现出的高尚职业精神，另一方面也应当以更高的标准看到医生护士队伍存在的不足。如果社会今后能够设立更好的机制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医生护士职业，那将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健康福祉。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都要努力提升当地医务人员的素养。我们必须拿出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吸引优秀人才学医，加强医务人员培训，这样才能够真正良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健康。

　　近年来，我们办了很多医学院校，也吸引了一大批学生报考医学专业，数量上是增加了，但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医学院校的吸引力，要能够真正严格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真正在经济待遇上、社会地位上，提升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前景。

　　问：您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医学是最为可爱的专业、职业、行业、事业，成功的医学教育应是怎样的？

　　王辰：教育的成功，取决于两大要素，即“灿烂其前景、严格其过程”。医学是人类社会中最伟大的行业之一，因为它同人的健康和生命相连。所以，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受到最优质的医学教育。这是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

　　疫情过后，也希望全社会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是要靠最优秀的医务人员去维护的。因此，必须把医学教育搞好，把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发展照顾好。在医学教育、职业前景上，只有真正做到灿烂其前景、严格其过程，才能真正培养出能够高质量、高水平照护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医学人才。

　　纪检监察也如医学，扶正和祛邪要同时进行

　　问：您是医生，也是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对纪检监察工作有什么建议？

　　王辰：作为国家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从我自身经历和思考来看，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有的表现为不担当不作为，有的将本应服务于国家、人民的权力当作个人或部门的权力，甚至成为谋私利的手段。在与其他特约监察员的交流中，大家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是，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查处，同时还要加强对干部惰政和不作为问题的监督。

　　另外，如何为肯于担当的人担当，也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同医学一样，“祛邪”的同时，要注重“扶正”，这两个方面一定要同时进行。如此，纪检监察工作必能更好维护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形成更加有效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代表作3：

　　上医治未病   专访院士仝小林

　　本报记者 王少伟 柴雅欣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刚刚从武汉救治一线回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说，中医“治未病”思想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

　　自1978年入读长春中医学院（现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始，仝小林已经和中医打了42年交道。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武汉抗疫经历使仝小林对医生、中医药、中医大夫这些名词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

　　问：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中医“治未病”在此次疫情中是怎样体现的？

　　仝小林：中医“治未病”体现在三方面，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第一是“未病先防”。这是针对大量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和有发热、乏力等症状的人群，为他们提供通治方治疗，起到了消除症状、防止发病的作用。

　　第二是“已病防变”。让轻型病人第一时间服用中药，防止转为重症，而患者到了重症时，用中药配合西医救治，从而减少死亡。我们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研究，发现使用中药汤剂组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以上，证明中医具有“已病防变”的效果。

　　第三是“瘥后防复”。中医药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非药物疗法，比如用艾灸加火罐治疗，还有五禽戏、八段锦等，可有效防止旧病复发或衍生出其他病。我们承担的科技部恢复期课题刚刚开展，很多数据还有待最后统计，但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问：“治未病”思想怎样应用到具体的诊疗方案中？

　　仝小林：首先是根据疾病的性质特点，我和一线专家共同制定、修订全国中医诊疗方案，为前线提供指导意见，为国家研判提供建议。现在诊疗方案已经从第三版更新到了第七版，在广泛汲取全国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归纳出包括“三药三方”等一系列针对性强，临床应用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二是推动社区中医药防控，拟定中药通治方，创建了“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在源头处阻断疫情蔓延。三是推动定点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1476例住院病人治疗结果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87.7%。四是提前布局恢复期干预，指导湖北省中医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康复门诊并牵头成立了全国康复期门诊协作网络。

　　关键在于搞清楚病的性质。《黄帝内经》里说，“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大年三十我到武汉，下着小雨，非常湿冷。晚饭后，我在院子里走了1个多小时。武汉市民家里没有暖气，所以当晚我也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上、打开了窗户，体会这个病的发病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中医应该如何去治疗。

　　第二天一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脉象和舌象后，我已有了基本判断：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寒湿疫”。

　　问：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仝小林：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医少，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当一种瘟疫大范围流行时有其规律特点，抓住主要规律，通治方用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在主方基础上，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尽可能个体化用药。“大水漫灌”加上“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证施治，通治方是辨证论治的灵活体现。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最开始死亡率也高，超过10%。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事实证明，中医疗效非常理想，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病程缩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问：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仝小林：对我个人而言，有了之前两次抗疫经历，这次心里更有底儿。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战士，还是中医专家组组长，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整体把握诊疗方向，这一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

　　与前两次相比，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时间中医药介入，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这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

　　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问：您的母亲也是一位医生，您选择从医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吗？

　　仝小林：我的母亲曾是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患。下了战场，在东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每当听到出诊呼叫，母亲也都会第一时间背上药箱顶着严寒出诊。她虽然是西医出身，但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学针灸，在自己的身体上一遍遍体验针感。母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所以我学医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下“当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1978年，我到长春中医学院上学，当时全家都很开心，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

　　问：您的中医导师周仲瑛先生和李济仁先生等，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仝小林：几位先生的医德医术和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他们是我的领路人。还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图书馆借书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脉，之后又把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从头背到尾，我当时都愣住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启蒙老师——陈玉峰先生。陈老的中医理论功底扎实，讲解深入浅出，我的中医基础也是从那时开始打牢的。

　　之后，我在皖南医学院跟李济仁先生学习《黄帝内经》。李老是首届国医大师，他教导我基础理论要与临床紧密结合，也让我意识到剂量是影响中医疗效的关键。周仲瑛先生是治疗急危重症的专家，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病机理论上启发了我，为我研究“态靶因果”处方策略提供了方向。

　　问：1991年到1994年间，您在日本熊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日方曾想高薪留聘您，但您还是决定回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仝小林：回国理由很简单，我是国家培养的中医，单位需要、国家需要，当然要回来。

　　回国后我接任了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的职务，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成立中医糖尿病科，这算是全国“首创”。当时中西医结合界公认中医只能辅助降糖，我坚信中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有自己的门道。我们针对糖尿病早中期中医理论和实践空白，提出以“开郁清热法”为核心的系列疗法和方药，并最终拿到中药复方独立降糖的高级别循证证据，打破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质疑。

　　问：您曾说过“只要为医一天，就要为患者精打细算”，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仝小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以苛求的态度完成每一次诊疗，在不断精进的过程中成长为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有担当、有作为的医生，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凡是医护人员都会有这种担当感和使命感。病人需要你，无论环境多么危险，肯定是冲在前面，这是医生的责任所在。

　　我为“中医大夫”这个身份感到自豪，同时这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给你了，你就得付出100%的认真和医术，同时还要想尽办法为患者精打细算。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是“简便廉验”，能不开大处方就不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何乐而不为呢？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要破中读书、破中求解、破中自立

　　问：您和中医药已经打了42年交道。在学习和研究中医药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仝小林：学中医就是下苦功夫，别人花一小时，我花一个半小时甚至两小时。记得读研的时候，我经常半夜还在外面学习。皖南山区夏天蚊虫多，我就穿着一双雨靴防叮咬。

　　我认为中医研究关键是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要正观念、正思维、正文化，而“创新”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见，有所质疑，甚至涉足前人没有研究的领域。科学突破的每一步都是“无人之境”，真正的创新不是跟着别人的标准做，而是探索和制定标准。

　　不同观点的碰撞才更有利于中医发展，我也是这样鼓励学生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破中读书、破中求解、破中自立，要把对中医的学习思考融化在生命里，时刻新陈代谢，吐故纳新。

　　问：为什么要建议推动新冠肺炎恢复期康复门诊和社区康复驿站？健康社区为什么重要？

　　仝小林：我们统计了600多例病人的情况，发现恢复期的病人主要存在着14个主要症状，比如说咳嗽、胸闷气短、乏力、失眠，等等，这些症状会大大影响康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所以从2月中旬，我就开始布局和推动建立社区康复驿站和医院康复门诊。这就像是一个缓冲带，可以帮助减小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的阻力。

　　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国的重要部分。以社区中医药防控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但它对未来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问：您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仝小林：二十一世纪现代医学面临老年病、慢性病、代谢性疾病、心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和突发瘟疫六大挑战。如果说攻克感染、创伤、急救的时代需求为现代医学发展创造发展契机的话，二十一世纪的六大医学挑战则是时代给予中医的契机。互借、互补、互生是未来中西医走向融合的基本过程，而自信、自立、自强则是中医人必须具有的内质。迎难而上，顺势而上，古老的中华传统医学必将在新时代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