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许宏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先生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此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断，到现在仍没有被突破。

　　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崛起于世的呢？

　　二里头文化的“国家”意味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无中心的邦国文明走向多元但有中心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青铜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野。如果说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实体的“青铜中国”之前，还有一个“玉石中国”或“彩陶中国”的话，那后二者中的“中国”，显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